首页 -> 2005年第1期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作者：韩德强
[编前语]显然，历史不能推倒重来，但是，关于历史的叙述和解释却有许多可能的方式。韩文试图颠覆那种业已成为定论并被广泛援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模式，提出不同的解释方案。尽管在我们看来，它显然存在着值得质疑和推敲的地方，也正是因此，它为进一步的探索留下了商榷和争议的空间。它不失为一块有重量的抛砖，期待着玉的讨论。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这种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甚至成为国人的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建国后多次知识分子挑战政权，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运动，其信心正来源于此。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其依据也正在于此。
作为19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我当然也接受了这份黑白分明的东西方对比图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随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加深，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史，并进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新的理解。为激发更多的讨论，现不避粗陋，概述如下。
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参见《管子·山权数（轻重八）》]。这说明，私有制已经确立，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变交易。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做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鼻祖的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二十五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这里必须做一些说明。在这里，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亦可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这正如在现代社会中，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甚至合为一体。布罗代尔证明，在西方社会中，最顶层的大资本家从来就不会专营一业，而是什么产业利润高、风险低，资本就流向什么产业，兼营生产、流通、金融、土地。布罗代尔甚至揭露，现代西方的大资本家，正如古代中国的大资本家一样，从来就是依靠垄断地位发财，从来就是与国家政权相互倚重、勾结的。
在古代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等价于“重本抑末”。“本”是生产，“末”是流通。事实上，重生产而抑流通，“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采用的政策。市场鼓励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商品的丰富，大型组织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强大，但同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发生动荡。怎样才能保留市场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又抑制市场的两极分化特性呢？这就必须“重农抑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相应的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福利措施，工会集体讨价还价制度，客观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长的速度，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抑制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当然，似乎“重产抑商”的提法更直观一些。此外，还有战后德国、日本企业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加速折旧政策，也是一种“重农抑商”措施。加速折旧后，企业可分配利润大幅降低，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异常充裕，这难道不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吗？
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发现欧美社会虽然强大，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劳动人民终年生活朝不保夕，设想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要害在于节制资本。这是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也不是放纵资本。这正如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也不是放纵商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实等价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前提都是市场经济。争论之所以是长期的，因为推动争论的社会机制和动力是长期的。受益于市场的大商人总是主张放任自由，而受害于市场的生产者，农民和工人，则总是主张国家干预。
重农抑商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达，其实并非什么奥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