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浅论《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
作者：徐世林
人物的形象是由人物复杂多变的性格构成的，是多重性格的总和，要客观公正评价人物必须从分析人物的性格着手。所以，我们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吴荪甫，对他的阶级性质作出一个定论也必然从分析他的性格入手。
第一，吴荪甫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资本家的典型，他有着当时一般资本家都不具备的手腕魄力，但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一方面，吴荪甫年轻时曾去过欧美，他的留洋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吴荪甫有很强的事业心，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有雄心，立志发展民族工业，要把“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他有魄力，深谙“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名言，知道怎样将别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还有作为老练企业家的教养、阅历和丰富的经验……他一口气吞并了八个生产日用品的小厂，朱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厂也相继成为他的企业；他又和太平洋轮船公司总经理孙吉人、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金融界巨头杜竹斋组建益中信托公司，这都表现出吴荪甫作为资本家的野心与魄力，这种野心和魄力使得他的企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得以尚存一息。他善于用人，在与屠维岳较量之后，他“慧眼识英雄”，决定利用屠维岳来帮他镇压工人，屠维岳那样傲慢无礼、自视清高的人也被他折服，成为他的心腹。另外，吴荪甫的事业心也是当时其他资本家望尘莫及的，以至于对吴老太爷的入殓他都无暇顾及，而是只顾和姑老爷杜竹斋商讨对策，以应对他一手建立的“双桥王国”所面临的困难。他一心放在事业上，以致对妻子林佩瑶和军官雷鸣的恋情一无所知……这种当时一般资本家所不具备的事业心，是吴荪甫个人独有的魅力之所在，也是读者容易对其产生同情感的原因之一。然而，另一方面，吴荪甫作为资本家，他又有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共有的先天性的弱点。他面临着两组矛盾，一是与帝国主义掮客——金融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生死角逐；二是他虽精明能干，但其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性格使得他与工人尖锐对立。他减工资，加工时，裁减工人，用卑鄙的手段分化瓦解工人组织，镇压工人的反抗运动，处处显露出一个资本家的凶残；当他的同行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用非常狠毒的手段去吞并他们，绝不手软，这又体现了一个资本家的残酷无情。在他经营的裕华丝厂内部派系权力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即使屠维岳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但是在吴为成和马景山的谗言的迷惑下他还是对屠维岳动摇了：“吴荪甫的脸色突然变了，对于屠维岳的信任整个动摇了……”，这充分说明了困难面前的吴荪甫变得犹豫不决了。他置身于矛盾的中心，事件的进程使他性格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展示：他时而果决专断，时而犹疑惶惑，时而信心坚定，时而颓废恐怖，遇事好像成竹在胸，实则往往举措乖张。吴荪甫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真实反映。
第二，吴荪甫在工厂里行使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法则，然而在家庭生活中他施行的却是封建家长制。吴公馆是吴荪甫施行封建家长制的王国，茅盾先生竭力描绘的吴公馆简直是三十年代的“贾府”，曲径通幽，长廊迂回，主人客人做着一些荒唐的事情。在封建的吴老太爷眼中，吴荪甫过着“离经叛道”的生活，而实质上吴荪甫正是以封建礼教来统治吴公馆的，这种封建性集中体现在对待四小姐蕙芳、七弟阿萱和小姨林佩珊的态度上。四小姐蕙芳从乡下来到繁华的上海，最初，觉得一切是那么新奇，可时间长了，她感到了吴公馆气息的窒闷，这固然有她长期受封建思想行为的渲染而无法适应新的环境的原因，但吴荪甫的专制才是她想回乡的主要原因。四小姐在吴公馆中与范博文很投缘，然而吴荪甫却竭力反对：
……他的威严的目光又转射到四小姐蕙芳的身上了，他知道近来四小姐和范博文好像很投契，这是他不许可的！于是暴躁的第二次浪头又从他的胸间涌起……
譬如四妹的事我不是老顽固，婚姻大事也可以听凭本人自己的意思。可是也得先让人晓得，看两边是不是合适……
那么，你没有，我替你做主！
在吴荪甫冠冕堂皇的话语之下，隐藏了他深厚的封建思想，同样在对待阿萱的贪玩和林佩珊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采取了这种专制的态度。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却做出这样的事，这说明吴荪甫作为一个资本家并没有完全与封建主义决裂，这正反映了三十年代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它还处于一种转型的时期。茅盾同志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因而他笔下的吴荪甫生动而逼真。
吴荪甫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婚姻问题上却是一个失败者，他不理解他的妻子，尽管从整篇文章来看，吴荪甫与林佩瑶并没有大的冲突，可是这种平静的背后充斥着无奈的危机。文中三次出现“枯萎的白玫瑰”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一细节反映了林佩瑶苦闷忧郁的心情，然而吴荪甫一次也没注意过妻子的这一举动，这除了他本身的性格使然之外，也是他对妻子冷淡的一种表现，这种婚姻的基础归根到底是金钱非感情，所以注定了是一场封建婚姻制度之下的悲剧。
吴荪甫在家庭生活中最失败也是直接造成他事业彻底失败的，是他和杜竹斋惟妙惟肖的关系。从伦理关系来说，他和杜竹斋是“至亲”关系，杜竹斋是吴荪甫的亲姐夫，两人本应联合一致对外才对，可吴把杜看作可信赖的“知己”，对其推心置腹，深信不疑，但是杜却多疑贪利，狡猾心毒。每次吴荪甫打好算盘，杜竹斋这粒棋子总是走错，当吴荪甫与赵伯韬决战之时，他却背叛了吴荪甫，不惜落井下石，改做“多头”，最终使吴荪甫走向失败，这不能不说是吴荪甫性格上的缺失。
第三，吴荪甫在交易所里情绪摇摆不定，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上的两重性。最初吴荪甫对赵伯韬的挑衅是胸有成竹的，他对赵伯韬的圈套看得十分清楚，他自己也有一套一一应付的主张，这时的吴荪甫给人的是种伟人般的气魄，他镇静自若，应付自如，颇有王者风范，可是客观的时局总是与他开玩笑，使得他的计谋逐渐落空，他逐渐陷入困难的境地。吴荪甫和王和甫的密谈，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言行反常、孤独无助的吴荪甫。这一过程吴荪甫的情绪经历了“松口气——高兴——镇静地微笑——脸色变了——恐慌”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这反映出吴荪甫的心乱如麻，失了分寸，他的斗志已严重动摇了。他烦躁的情绪波及到吴公馆，一些平常在他看来不屑一顾的琐事，他总是找借口来发一通火。工人的罢工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交易所里的失意，使得吴荪甫初出场时的镇静茫然无存；浦江夜游的纵情戏谑，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普通的吴荪甫，长期的压力逼得他在无奈与苦笑中放纵自己的言行，这表明：吴荪甫并不是百毒不侵的，他和其他资本家没有什么区别，他也会沉浸于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之中，这之前只不过是道貌岸然掩盖了他的虚伪罢了。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吴荪甫的沉着冷静再也不能左右他的行为，他决定把厂和房子抵押，表面看来，吴荪甫此举实具魄力，而这实际上是他无助困境之下的孤注一掷，是他失去理智之下的痛苦挣扎，所以交易所里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