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信息１７则
作者：霈 公 洪 鸣 等
●晓苏短篇小说进入多种选本
在2005年，本刊执行主编晓苏先生在《收获》、《花城》等刊物上发表了12篇短篇小说，除3篇被《小说月报》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外，还有四种“年选”选收了他的作品。吴义勤先生主编的《2005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山东文艺出版社）选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洪治纲先生主编的《2005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选了《背黑锅的人》。王蒙先生主编的《2005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辽宁人民出版社）选了《背黑锅的人》。王干先生主编的《2005年最佳获奖小说选》（北京燕山出版社）选了《侯己的汇款单》。（闻雪摘编）
●格非认为写小说比搞研究难
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先生，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是写小说难，还是搞研究难。格非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写小说要困难得多。”他的理由如下：“一、做研究，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大堆资料可以依凭，而写小说，你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光溜溜的墙壁了。二、前人和同辈的研究成果往往构成学者做学问的契机，或拾遗补阙，或考据，或猛烈批判、创建新说。写小说呢？前人的作品通常只是障碍，你得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作家以前的作品更是障碍之一。三、如果某一位学者积累了一套研究方法，长一点可以用一辈子，短一点也可以管上三五年；而小说家过去的经验则帮不上他什么忙，两部作品之间永远是全新的挑战。四、与学者相比，作家更容易受到自我怀疑的纠缠。福楼拜会为一个形容词浪费整整一天的时间，列夫·托尔斯泰快要写完《安娜·卡列尼娜》时仍然认为它毫不价值。这都是令人恐怖的例子。我想，作家与学者所使用的语言表面上一样，实际上完全不同。”（闻雪摘编）
●张贤亮关于自己的人生定位
多年前，张贤亮以《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老人与狗》等作品蜚声海内外，之后他又开创了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将一片荒凉之地变成“聚宝盆”，成功地实现了由作家向实业家的转型。张贤亮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享有众多外国版权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了大量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其中9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代表作被译成29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发行。1993年，他独具慧眼创办的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目前已成为宁夏旅游业的知名品牌，无形资产达5000万元，有形资产上亿元。谈起对影视城的经营管理，张贤亮认为，文化企业要用“文化眼光”来打造，诚信是一个企业最大的价值所在。经过在商界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出现在公众眼前的张贤亮俨然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谈到人生定位，张贤亮告诉记者：“我还是一名作家，我欠的‘文字账’太多，答应了要给别人写的东西，就一定要做到。”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平日里应酬和其他事务比较多，张贤亮常常在晚上写作，有时候要写到凌晨一两点。（洪鸣摘编）
●陈忠实谈文学的涉性问题
《滇池》2006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陈骏涛关于当代文学的访谈，其中讲到陈忠实和《白鹿原》。文章中说：“写性，在今天恐怕不应当成为一种禁忌，它本来就是文学写作应有之义。古往今来流传下来的那些经典作品，很少有不涉性的。食色乃人之大欲。小说既然是写人、写人性的艺术，就不可避免地要涉性。《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在谈到《白鹿原》的涉性描写时，说到过这样两句话：一是不回避，撒开写，二是不作诱饵。当然，这两条要实践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而《白鹿原》在这方面却处理得比较好，看得出来作者的一种相当严肃的态度，不轻佻，不为性而写性，主要表现人物在特定状态下的性心理和性行为。而现在我们一些作品中的性描写，是为性而性，有极大的挑逗性。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同样是写性，是有高下美丑之分的。”（闻雪摘编）
●洪治纲对几篇名家新作表示不满
著名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先生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对2005年的几篇名家小说发表了批评意见。他认为这些小说在叙事上“难如人意”。文章说：“譬如何立伟的《停电》，始终满足于大量的情节堆砌，从唱歌、下棋、灯光球场夜聊到师徒恋，各种骚动不安的场景在一个停电之夜频繁地转换，再加上人物过多，导致整个叙事忙于交待，却无法落到真正的核心地带。贾平凹的《羊事》叙述了一件乡村趣事——三叔50元卖了自家的白羊，然后又花80元买回了这只羊。我们姑且不说这篇作品有何丰厚的意义，仅就其叙事的逻辑支撑点来看，就显得相当脆弱：三叔家养羊理应是有些经验的，既然羊都不吃食了，为何卖掉后又变成能吃能喝的羊？再进一步说，像三叔这样的‘馕子’能成为村里富裕人家么？能使‘我’有足够的理由去他家借钱么？”（闻雪摘编）
●陈继明瞧不起余华和莫言
《朔方》杂志2006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宁夏作家陈继明的访谈录。访问者漠月问陈继明：“你怎样评价余华？”陈继明说：“余华，我一直不明白他的名气是哪儿来的。《许三观卖血记》，在我看来可以改成一个短篇，还不一定好。《活着》，让人物一个接一个死去，是偷懒和想当然的做法。和那些真正有建树的作品相比，你就知道这两部作品有多肤浅了。据说很多外国人对他评价不低，由此我们知道，外国人的话同样是不可信的。”漠月接下来问：“你怎么评价莫言？”陈继明说：“莫言没哪一部作品触及了人性幽微之处，莫言一直是个写故事的作家，而不是写灵魂的。和他的声誉相比，他的作品还是弱了些。”（闻雪摘编）
●“双百”方针的来龙去脉
《北京日报》2006年2月13日发表朱志敏的文章，谈到“双百”方针。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回忆，1956年2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学术领域的教条主义表现，会议决定对科学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25日，毛泽东作了主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在随后的讨论中，陆定一发言再次谈到学术、艺术、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陈伯达则回顾了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因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他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说了“百家争鸣”四个字。鉴于毛泽东早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陈伯达在发言中提出“在文化上、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晓苏摘编）
●季羡林94岁披露异国恋情
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新近推出新作《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此书为哈尔滨出版社抛向北京图书订货会的一颗重磅炸弹。据出版社编辑透露，该书是对94岁高龄的季羡林近一个世纪曲折人生回忆文章的汇集，包括日记、怀旧文稿、游记以及一些专门记录先生与友人相知相处美好经历的文字。该书责任编辑介绍说，季老上大学之前，由家里包办结了婚。他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济南当了一年国文教员，此后便是漂泊异域，一别妻小，长达十多年。在德国时，他与同住一条街、又经常为他打字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之间萌生了爱情。数十年之后，有好事者找到当年的女子伊姆加德，并为他们重新建立了联系。伊姆加德给季老寄来了她80岁的照片，桌子上仍摆放着当年她打字的打字机。但这时年轻美丽的姑娘已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而接到她的照片时，季老也是90老翁了。（闻雪摘编）
●《鲁茅致红军信》入编《鲁迅全集》引发争议
学者倪墨炎新近指出，《鲁茅致红军信》不应入编《鲁迅全集》。因为此信并非出自鲁迅手笔。他认为：（1）此信文风和鲁迅一贯的文学风格大不相同；（2）将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为“中苏”，并一再出现在鲁迅笔下，简直不可思议；（3）鲁迅当时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尚未建立组织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看到中共中央的那么多文件？（4）鲁迅虽然天天看报，但也不可能如此了解各地民众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动向。同时倪墨炎还举了丁尔纲教授在《新文学史料》所发文章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说，丁教授认为此信信末呼“万岁”口号，“在鲁迅一生中从无先例”，可见此信确实不可能出自鲁迅手笔。另外，他还引用了茅盾就此信的观点，茅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说过两点：一是他没有目睹过此信；二是事后也没有人告诉过他信或电报的内容。因此倪墨炎认为此信不应入编《鲁迅全集》。（剑男摘编）
●于光远批评两位作家
《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1期刊登了于光远的文章说，山西作家中有一个柯云路，当他写《新星》的时候，写的还是可以的，后来写黄帝内经的文章，做胡万林的吹鼓手，胡害死了很多人，柯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当作协两位书记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协时，我表示如果柯是会员，我耻与为伍。谈到贾平凹时，他说贾平凹的小说是有水平的，但是他不喜欢《废都》中模仿《金瓶梅》中删节多少字的作法，这是一种生意经，同时，《废都》中宣传了许多伪科学，这也是他不喜欢的一个原因。（剑男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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