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小说中的神探形象
作者：鲁向黎
一
柯南道尔对古典侦探文学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确立了侦探在小说中的中心地位。他塑造的福尔摩斯的形象一百多年来被读者不断解读而深入人心。在福尔摩斯第一次出场的《血字的研究》中，作者透过华生的眼睛对这位神探进行了刻画。福尔摩斯“高有六英尺，因为瘦所以看起上去比实际的这个高度还高”，“他的鹰钩鼻和前突下巴构成了脸部十分坚毅的线条”[1]——外形上干练冷峻；“他在某些领域知识的贫乏程度与在另一些领域的渊博程度一样让人惊讶。”[1]——知识构成上怪癖极端。一个与众不同的侦探形象就此成型。接着在《四个签名》中，作者让福尔摩斯自己来展现其性格，他对华生说：“侦探实际上是需要精确推算的科学，要有冷静的态度，不能感情用事。”“柔情蜜意的恋爱是和逻辑判断水火不相容的。告诉你吧，我这辈子决不结婚，我要保证自己永远有超人的逻辑判断。”[1]可以看出，福尔摩斯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他的全部生活就是破案，只有破案才能让他兴奋，否则他就会立刻萎靡不振，甚至要靠注射可卡因来打发日子，所以华生“禁不住揶揄他：‘你简直是个冷血动物！是机器人、计算机！没点人性柔情！’”[1]。
同时，福尔摩斯身上还具有个人英雄情结。他热爱冒险，精通拳击、枪械等搏击术，常常直接和凶手发生肉搏战，并总以胜利告终。查出并抓到凶手是激发他生命活力的唯一源泉。但每次破案，他总是独来独往，虽然成竹在胸，但却守口如瓶，对谁都不透露破案思路。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福尔摩斯让华生前往庄园保护亨利爵士，自己却乔装改扮隐身在沼泽地里，直到华生发现了他的踪迹，他才不得不坦白自己的计划。所以华生常常抱怨：“他往往沉默不语，纵使你千方百计，也撬不开他的嘴，掏不出半点秘密。”[1]。福尔摩斯的独来独往、神秘莫测也是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绝对权威的重要手段。柯南道尔故意隐藏福尔摩斯的行动轨迹，掩盖他发现的破案线索，使他显得神出鬼没，令人捉摸不定，当最后福尔摩斯冲出迷雾发现案件真相时，往往出人意料，把苏格兰场的警察和助手华生置于尴尬和愚蠢的境地，而显示出神探的权威。在《血字的研究》中，作者这样描绘福尔摩斯的探案过程：“福尔摩斯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卷尺和放大镜，在屋子里忙碌开了。他时站、时卧，时急、时缓，完全进入了忘我的状态，我们周围这些人就更不存在了。”[1]调查过后，福尔摩斯直接道出了他的结果：“请你们记住，凶手是个男人，六英尺高，中年人，脚小，穿方头靴，吸印度雪茄……”[1]而得出这个结论所需要的推理演绎过程却被完全省略了，读者只能等待案件平息之后福尔摩斯向华生所作出的解释。“对福尔摩斯超群能力的烘托与对破案线索的隐瞒在柯南道尔的作品中十分常见而且相互映衬，其目的是明显的：使得读者除了等待福尔摩斯的结论和解释之外，别无选择。”“文本本身给读者提供的想象空间也不大，多数要借助于福尔摩斯的解释，读者自己很难建立任何事先的假想。以理性为依据的福尔摩斯的观察永远是正确的，读者只是一个被动的感受者，他看到的是所谓科学的、冷静客观的演绎法。”[2]可以这样理解，福尔摩斯其实就是男性意识中的一个理想形象。他的理性精神与逻辑推理能力是男性自诩的思维优势，他孤僻怪异是柯南道尔对自己曾经怀才不遇时的男人自傲自负心理的折射,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所树立的绝对权威是男人对权力颠峰追寻的表现，而他的冷峻无情则是因为在男权意识中，女性被视为危险的象征，正如阿Q所认为的：“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3]阿Q的话不仅适用于中国的男人，而且也道出了整个男权思想的核心，女人是男人不幸的罪魁祸首，所以远离女人才是智者的选择。因此福尔摩斯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性意识的产物。
二
一战之后的英国出现了古典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阿加莎·克里斯蒂无疑是这个黄金时代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虽然阿加莎是读着福尔摩斯长大的，但身为女性的她在自传中明确写到：“我笔下的侦探一定要和福尔摩斯有所不同。”[4]于是，阿加莎以她朴素的女性意识塑造出了别具一格的侦探形象，最为成功的莫过于波洛和马普尔小姐。
在阿加莎的侦探小说中，波洛是一个退休的比利时侦探，温文尔雅，喜爱整洁，尊重女性，极具绅士风度。在《葬礼之后》中，波洛的形象被这样描绘：“房里没有任何曲线。一切都是四四方方的。几乎可以说唯一例外的是本人全身充满了曲线的赫尔克里·波洛。他的肚子是讨人喜欢的圆形，他的头形像颗蛋，而他的胡须华丽夸耀地往上弯翘。”[5]与福尔摩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硬线条相比，波洛柔和的曲线显得真实生动，充满了亲和力。另一位乡村业余女侦探马普尔小姐是以阿加莎的祖母和外祖母为原型塑造的一个70多岁的老处女，虽然慈眉善目，但却婆婆妈妈，手里什么时候都不忘拿着毛活。在《谋杀启事》中，马普尔小姐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克拉多克警督眼中的：“她比他所想象的要慈祥得多，也要老得多……她头发雪白，粉红的脸上布满皱纹，一对蓝色的眸子柔和且天真无邪，全身裹在厚厚的羊毛衣里……她正织着的毛线是婴儿的披肩。”[6]年迈体弱的老太太和福尔摩斯更是大相径庭，这样的侦探形象恐怕只会出现在极富母性柔情的女性笔下。
这两个侦探一开始出现就显现了与福尔摩斯迥然的差异。首先，他们年纪都偏大，身体都不够健壮。马普尔小姐70多岁，患有风湿，走路都“颤颤巍巍”[6]。波洛也是个老头，而且个子矮小，在需要用武力制服罪犯时，他的助手黑斯庭斯就会出现，可见波洛也不善体力。在柯南道尔的男性意识中，身体强壮、动作敏捷的年轻男性才是侦探的首选，而阿加莎为什么会选择行动迟缓的老人，甚至是老太太作为她笔下的侦探形象呢？我们不得不从她的女性思维来考虑。在阿加莎的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血腥暴力的打斗场面，对暴力的反感是一般善良女性的天性使然，所以阿加莎对武力从不加以渲染，必要时只以寥寥几笔一带而过。因此除恶扬善的侦探是不是具备过人的体能就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她更感兴趣的是人性。阿加莎一再借两个侦探之口说出了她的犯罪故事中所蕴涵的精神主题。马普尔小姐说：“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天赋——只不过对人性略知一二。”[6]波洛说：“我对所有案子最感兴趣的是一点，就是性格。”[7]从人性的角度去探察罪恶发生的根源，这便是阿加莎独特的创作视角。如果说福尔摩斯是靠着理性的逻辑推理破案的话，那么波洛和马普尔小姐则是通过人性分析来解释犯罪心理的，显然带上了女作家本身所固有的感性色彩。而上了岁数的人饱经沧桑，洞察人情世故，正符合对犯罪案件进行人性分析的需要，所以老年侦探的出现便不难解释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