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文学研究的创新及其他
作者：陈卫星
我对这段读书的经历特别怀念。当图书馆的门从外面被锁上，我一个人徜徉在高高的书架中间，找到一本书，然后选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阅读。看一本喜欢的书，就像交一个新朋友，与朋友谈心，没人打扰，全身心地投入，与功利无关，与外面闹嚷嚷的世界无涉。这里只有思想的碰撞，智慧的激荡，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那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一种最高级的精神享受。我在1993年出版的《古典小说新探》的后记中，还专门提到这一时期的读书经历，特别感谢丁克英老师。
我最喜欢读那些以描写不屈不饶与命运抗争的人物为主人翁的作品，这些人物能够与我产生思想的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陈：许多人的青春与梦想，都被“文革”这个时代葬送了，您却有这样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真令人羡慕。那个动乱的年代没有耽误您，却将您由一个文学爱好者锻造成了一名学者。
王：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与“中原突围”有关，这里就不谈了），我被另类化了，也因此对“文革”没有热情，在“文革”中成了逍遥派。这在当时是受歧视的，现在看来确实是好事。这个时期我读的书虽然很多，但还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我的学术研究开始于我读书生涯的第三个时期，那是1978年春我到湖北大学进修以后。在湖大，我一边旁听元明清文学研究生课程，一边参加中文系青年教师读书班。这个读书班由张国光先生主讲，我在听张先生讲《庄子》以后，有所感悟，写了一篇心得，请张先生指导，张先生看后大加赞许，写了很长一段批语，从此我成了他最关照的学生。当时，湖北省图书馆古籍部只对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高校教师开放，张先生便带我到省图书馆古籍部看书。以他的名义借出，我们一起阅读。为了节约还书和借书的时间，中午总是不回家，两个人轮流到附近餐馆吃点面条充饥。这样的读书生活持续到我进修结束，前后共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里所看的书主要是古籍，有一些还是善本书。就在这一年，《文学评论》复刊，发表了王俊年、裴效维、金宁芬合写的《〈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一文，是想纠正“文革”中“评《水浒》、批投降”运动对《水浒传》的错误评价，我读了以后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就写了一篇争鸣文章，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很快就收到编辑部回信，肯定我有自己的思考，指出由于是驳论，影响了自己观点的表达，建议我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寄他们。于是我就宋江形象谈了自己的看法，写成《宋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一文寄上，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从此以后，我便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后来我才听说，给我回信并推荐发表的是时任《文学评论》编辑后来担任过主编的侯敏泽先生。这篇文章写成后，曾请湖北大学的郁沅先生审读，郁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走上学术道路，是与这许多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80年代以后，我又系统地读了一些书，以西方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化学为多。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文库”和“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等，加起来有十来种，选读的著作有几十部。符号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理论，都给我以启发。我注意揣摩这些思想，吸取其精华，但很少在论文中直接套用。现在更忙了，集中读书的时间不多。为了完成科研课题，也会有选择地阅读，但那都是边工作边读书，感受也就不一样了。
陈：您这样全身心地读书、写作，真令我们青年人感动。不过，现在文学似乎没有以前那样的吸引力了，文学界对文学的前途也大多不乐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你提的问题很尖锐。的确，当下普遍流行着一种文学悲观情绪，以为社会现代化使得文学被边缘化，文学不是在发展而是在慢慢萎缩，已经看不到它的前途，甚至出现了“文学消亡论”的悲观论调。实际上，持这种看法的人正是用传统文学观在看当下的文学，以为文学就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这些所谓纯文学样式，这些文体的不景气就是文学的不景气。应该看到，现阶段除纸质文本的传统文学作品以外，那些与现代技术相伴生的新文学与新文体，也应该被纳入文学视野之内，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电子文学、网络文学等等，只要它们运用了文学手段，倾注了作者的感情，是通过语言和形象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就都可以视它们为文学。如果这样，那么，文学的地盘就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文学的消费群体不是在萎缩而是在激增。作为文学工作者或文学爱好者，不能用宗法思想和精英意识来排斥这些新生的文学，而应该充满热情地关心它们，扶植它们，甚至投身其间，为它们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观点，我在一些文章里谈到过，在一些大学讲演时也进行过阐述。
陈：您对广大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西方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20世纪科学主义全方位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变成了“小儿科”，有些人开始“玩文学”，文学慢慢被边缘化了。然而，我一直以为，文学不是简单的审美活动，也不只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形式，文学更多的是人格塑造的一种手段，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文学升华我们的情感，陶冶我们的情操，锻炼我们的意志，丰富我们的人生。文学内化为人的道德修养、品质修养、人格修养、文化修养。孔子提倡把文学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孟子主张文学的人化，荀子强调人的文学化，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学化的人生，是诗意的人生，是自由的人生，也是理想的人生；文学化的民族，是文明的民族，是智慧的民族，也是有凝聚力的民族。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纵观历史，中华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学来进行的，而且这种影响将会也必然会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对待文学的态度应该是亲切而严肃的。作为以文学教育为宗旨的杂志，《文学教育》的深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责任也是重大的。
陈：谢谢您对《文学教育》的勉励，也谢谢您接受采访！
陈卫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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