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浅论李白诗歌的悲剧精神
作者：郑泽红
一、诗与酒
中国古代文人一脉相承的最令人神往和陶醉的人生方式可以说是诗酒风流。诗酒因缘，于唐尤甚，这是唐代魅力奇特的精神文化现象。作为这个精神文化行为系统中最有神采的人物李白，曾被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摄下了富有象征意味和原型意味的形象：“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简直成了诗酒风流的象征。“太白醉酒”几乎成了李白固定的造型。在尼采的悲剧观中，“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1]李白的醉酒，是在出与处的苦闷中“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李白诗歌的魅力正是出于这种状态之中。
诗与酒的结缘而成为风气，盛于唐代，却始于魏晋。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魏晋时代，文人们追求自然洒脱，艺术创作上显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魏晋时代酒文化更是增浓了个人化和审美化的色彩。敏感的文人深切地感受到生存危机，在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借酒自陶自适，在任性放诞的士风中体验着内在生命的苍凉与畅达，使生命进入了一种诗情的奇幻境界。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陶渊明把诗和酒连了起来，以酒大量写入诗中。从此诗与酒便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酒中仙”李白进一步将诗与酒融为一体，不过，李白比陶渊明多了几分想在盛唐以雄才济世，以诗酒傲世的豪放意气和激情。李白的世界是诗化的、情感化的，更是理想化的、自由化的。杜甫天宝间赠李白诗“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几乎成了李白的生活写照。
杨义认为：李白超越魏晋，创造盛唐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以醉态狂幻为基本特征的诗学思维方式。他不仅把醉态当作一种生命形态来体验，而且把醉态当作一种诗学形态来体验。……从而达到一种酒、诗与生命大激荡而又大交融的境界。”[2]醉态诗学可极大地强化诗歌中的生命力度，拓展奇思妙想的思维空间。盛唐文明的博大雄厚激发着李白的诗性思维。他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李白在醉态狂幻中，把酒、月、影三合为一，从中体验人生的本质。诗人花间独酌，举目无亲，弥漫着浓浓的孤独感。但是由于有那壶酒充当精神的媒介，把诗人内心的灵性投射到天上月、身边影，诸种无情都变成有情，人与宇宙间出现了大欢娱、大交融。在这里，醉态狂幻把宇宙间远近、虚实、动静的种种生命都唤醒了。“醉态诗学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临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3]在酒后吐真言的情形中生命的丰富性和抑郁感，悲剧性和桀骜感，都痛快淋漓地吐露出来了。李白的醉态诗学在一种非常态中恢复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真与自由。李白诗歌的吟唱正是在“饮酒”中对其本真生命状态的自由表达。其诗因为醇郁的酒香而获得了恒久的活力。
二、本真自由的悲剧人生
李白的一生是自由地追求理想的人生，然而他总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李白的人生是真与自由的一生，同时也是悲剧性的一生。李白出生在唐王朝的上升时期, 具有唐代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曾有过崇高的社会理想、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大鹏赋》中刻画了“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大鹏形象,表达自己展翅高飞的凌云壮志。他一生每以吕尚、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等人自比, 渴望建立“安社稷”、“济苍生”的不世之功。但是他的光明的政治理想却与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而他热爱自由、蔑视权贵的性格,也必然为当权的龌龊群小所不容，他陷入巨大的愤慨与苦闷之中。在《行路难》之一中,“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形象地写出了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重重险阻、举步维艰的情况。《将进酒》、《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些诗歌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了李白的一生。在这些诗里,作者的理想与失望,旷达与抑郁,心灵的高傲与现实的苦闷,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无可奈何的颓放,种种复杂情绪交织成诗人内心强大的感情风暴。诗人渴望光明的心灵与黑暗现实之间发生剧烈冲突,诗人的感情虽然极端痛苦,但却表现出不屈的反抗、挣扎和奋斗,从而使这些诗歌具有了强烈的、突出的悲剧精神。
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李白诗之所以有悲剧感，就在于“不屈己，不干人”的处世原则与委曲求全的实践的冲突得不到解决。范传正谓其“慷慨自负，不拘常调”。李白对整个现存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不愿走世俗而有屈辱的干谒之途，而要靠自己的天纵之材，“平交王侯”、“为帝王师”，干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业。李白既有忠君报主的思想,但却又追求平交帝王,不肯降心屈志、自贬人格。李白在《梁甫吟》中这样写道“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的人生追求。但是，李白对待君王的这种态度，如果说在贞观、开元政治开明的时代也只能算是一种美好幻想的话，那么到了天宝时期，就已经构成对现存君臣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因而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这是李白陷入政治困境、造成他一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李白太天真，他以理想来取代现实的人生，必然充满着现实的悲剧性。他是一个意欲兼济天下而不能的悲剧英雄。
恩格斯说过,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李白诗中反映出来的理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理想，而是盛唐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孕育出的整个社会对光明未来的美好憧憬。尽管它热烈浪漫得近于天真，但却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崇高追求，它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理想的实现却是不可能的。当政治开明的历史瞬间消失，当封建统治的黑暗本质暴露出来的时候，这种理想就会必然与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冲突。李白诗歌的悲剧的实质，便在这里。李白的人生是与黑暗现实对抗的悲剧人生，是天真烂漫的自由人生，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叛逆抗争令人崇敬，他对本真生命的自由追寻令人感佩！
三、悲剧精神的自由彰显
盛唐自由浪漫的时代气息、儒道佛三家并存的思想氛围,培养了这位伟大诗人的批判精神和自由品格,使他的诗歌蕴涵着强烈的悲剧精神。这也正是李白诗歌能够放射出奇异光彩的主要原因。林庚先生曾指出，李白的自信“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英雄气概。因此，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5]李白的诗，是大唐帝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雄奇奔放的英雄主义气概。李白诗歌的豪放中常含有悲愤，其英雄气概里充满着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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