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幻灭人生
作者：苏顺强
第二，他不能忍受战争的荒诞。海明威笔下的这场战争是荒唐滑稽的。战场上从军官到士兵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他们都不想打仗。亨利不知道为什么参战，在美国长大的爱多亚参战是因为战争宣布时他恰巧回到意大利的都灵看望父母。士兵们厌恶战争，甚至希望自己战败而能尽快回家。总之，荒唐滑稽到处都是，雷那蒂的枪套里装的尽是卫生纸，亨利佩带了真枪，可他在二十步外也打不中靶子，自己也常常感觉到荒唐可笑。这场战争中甚至不乏荒诞不经的地方。亨利带人撤退途中，因为意大利军队惊慌失措，看见任何东西就胡乱开枪，以至于觉得意军对他们的危险性比德国人还要大。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既不厌战也不反战只想体面完成战争任务的亨利，竟然因为讲意大利话口音不准差点儿被枪决。亨利在“空心人”阶段对于战争的荒诞可以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可当他抱着幻想重返战场之后，当战争的荒诞已经损害到他的尊严、威胁到他的生命时，他麻痹的神经终于不能再忍受这种荒诞了。
第三，他不可能为了责任义务而放弃自尊和性命。前文说过，亨利重返战场时传统的责任义务观念又回到了它的身上，但这只是他为自己的空虚生活找到了一点他人认同的意义，因此这种观念既不浓厚也不坚定更谈不上神圣。这从他将取消休假与要人性命和上军事法庭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清二楚。他爬上火车逃走的路上有一段内心独白，“你现在很清楚，很冷静——与其说很冷静，不如说很清楚很空虚吧。你趴在车板上，亲身经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另一国大军的进军，现在所看到的只是空虚……你现在离开它了。你再也没有什么义务责任了……愤怒在河里被洗掉了，任何责任义务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停止了……”。[4]显然，与为国争光、为家族争光的责任、保卫世界和平的义务和获得荣誉的幻想相比，亨利更加重视自己的享乐、尊严和生命。因此他决不可能为了责任义务而牺牲生命，当然也不可能为了责任义务而成为所谓“狂热青年”。当尊严、生命和责任义务发生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选择了逃离战场以保全生命。
还有一段常被引用来说明亨利受到宣传机器鼓动的话，“我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这些字眼我们早已听过……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杀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4]亨利的话语只能表明，战争宣传是存在的，亨利目前清楚地认识到了战争宣传的欺骗性。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亨利曾经因为受到了它的鼓动而成为狂热青年，而且这是亨利反驳吉诺的话，意思很清楚，亨利不是像吉诺一样的爱国者，所以受到的蛊惑是有限的，即使受到一定程度的蛊惑，他也一定不会因此而狂热到牺牲生命的程度。因此，亨利的“单独媾和”不是因为他认清了战争的性质，而是因为他认清了战争的荒诞非理性本质，借战争获取荣誉的幻想破灭了，而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战争危及到他的自尊意识和生命安全，他的脱离战场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趋生避死的求生本能。
在爱情方面，亨利也经历了一个幻灭的过程。“空心人”阶段的亨利对待爱情如同对待战争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他只知道性，把性视为对抗空虚无聊的刺激方式。他津津乐道于女人、妓院。就连跟凯瑟琳的最初交往，他也是与逛窑子作比较。所以教士对他说，“你告诉过我关于夜晚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情欲罢了。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人家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4]经过教士关于爱的教育，也因为自己受伤后独在异乡的痛苦，更因为凯瑟琳真爱的感染，亨利不自觉地爱上了凯瑟琳。“天知道我本来不想爱她。我本来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4]返回前线后随着战事的越来越糟，他越想凯瑟琳。他不容他人亵渎凯瑟琳，尤其当他“单独媾和”之后，与凯瑟林的爱情就成为他对抗虚无的最后屏障了，她成了他心中除却生命、尊严之外的又一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恋爱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唯一的宗教情绪。所以，亨利逃离战争之后，生活唯一的希望就是凯瑟琳。为防止再次陷入空虚的泥潭，他珍惜她，视她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最爱。可喜的是，他不再是“空心人”，不再以“是否有趣”作标准评判生活，而是以爱情婚姻的幸福理想支撑起全部生活的篷帐。在这样的心境下，他们在瑞士“度着幸福的日子”。然而幸福的幻想终因孩子的死亡、凯瑟琳的离世而幻灭。
综上所述，亨利的幻灭表面看包括战争、爱情两个方面，而本质上可归结为一个方面，即对传统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幻灭。亨利参战之前已经对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反感，受伤之后在虚假战争宣传和家人的鼓励之下，也是出于生活意义的需要，他又重新由这种价值观武装起来，可是经过战争幻灭和爱情幻灭之后，他不再对传统价值观所宣扬的责任、义务和幸福等抱有任何幻想，他从此只相信世界的荒诞非理性、世界与人的对立关系以及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三、迷惘者
那么，小说结束时的亨利究竟是清醒者、空心人还是迷惘者呢？我们先看小说中亨利的两段内心独白：“倘若有人带着这么多的勇气到世界上来，世界为要打垮他们，必然加以杀害，到末了也自然就把他们杀死了。世界打垮了每一个人，于是有许多人事后在被打垮之余显得很坚强。但是世界对打垮不了的人就加以杀害。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倘若你不是这三类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并不特别着急要你的命。”[4]
“我有一次野营，加一根木柴在火上，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蚂蚁在木柴的尾端聚集得够多了，就掉到火里去。有几只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爬去，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4]
这两段独白清晰地告诉我们亨利认识到的三个“真理”：世界的残酷非理性，世界与人关系的对立性，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因此，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再是肯尼斯·林恩所说的“空心人”，因为他对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生结局已经有了明确的稳定的思想。我们可以称他为“清醒者”，不过不是因为他认清了战争的性质，而是认识到了上述三个“真理”。在此基础上，他还认识到人在面对同样的人生结局时，人生态度是有区别的，有的人有勇气很坚强，有的人很善良，有的人很温和，等等。至于他自己将以什么态度对待人生，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倾向性。不过我们愿意相信，告别凯瑟琳之后在雨中独自默默走回旅馆的亨利，正在痛苦地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方向，如果果真如此，他便成长为“迷惘者”了。
这就是《永别了，武器》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的人生，始于“空心人”，经由荒唐战争的洗礼和痛苦爱情的磨砺，最终幻灭为不知向何处去的“迷惘者”。其幻灭人生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反战和爱情，而在于对美国清教主义传统世界观、价值观的彻底背弃。
参考文献：
[1]董衡巽：《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85.
[2]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
[3]李公昭：《幻灭与成长》，《外国文学评论》2000.1.
[4]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7.
[5]转引自李公昭：《幻灭与成长》，《外国文学评论》2000.1.
[6]赵家璧：《海明威研究》，《文学季刊》，1935年第二卷第三期.
[7]陈雷：《关于“迷惘”含义的再阐释》，《外国文学》，2001，6.
[8]林恩：《海明威》, 任晓晋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538.
苏顺强，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2005Y289）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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