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幻灭人生
作者：苏顺强
一、“空心人”
关于亨利为什么参战的问题，评论界似乎有一个主导性意见，就是亨利受到了美国政府虚假的战争宣传。林疑今先生在《海明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一文中引用了索尔贝娄1976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以说明“帝国主义宣传的虚假性”，“海明威可以说是那些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大言不惭的政治家鼓舞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代言人”。[2]李公昭先生认为亨利是“从战前一个为战争宣传机器所蒙蔽的狂热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一个最终认清战争本质和生活悲剧的‘觉悟着’”。[3]这些说法与文本实际有出入，是典型地以海明威推断、解释亨利的做法，故尔是值得商榷的。
亨利为什么参战，他实在没有用明白的语言给我们一个明确合理的解释，但文本留给了我们一些存在的基本事实。其一，亨利是先于美国政府的宣战而作为救护队员参加意大利军队的。小说开篇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亨利参加意大利救护车队已经至少两个年头了。直到小说的第十九章亨利在米兰疗伤期间，“我们美国已经参战，但是我想，要运输大批人马过来，要训练他们作战，非得有一年工夫不可”。[4]直到第二十一章，亨利还在想“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卷入了战争”。[4]事实证明，亨利的参战与美国的战争宣传和宣战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二，从在战场上的表现看，亨利并不像是受到虚假的鼓动宣传、为了“崇高的信念和理想”而战，更没有任何“狂热”的战场表现。波士顿大学教授米利逊·贝尔也认为，“并没有迹象表明弗雷德里克曾在某个时刻产生过幻想,或是像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荣誉勋章》中的亨利·弗莱明那样曾经信仰过什么崇高的思想”。[5]
那么亨利为什么参加了意大利车队呢？我们只能以亨利的言语、行动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实际尝试作出合理的解释。亨利有三次回答他人关于参战的提问。一次回答是“我也不知道”。[4]一次回答是“我当时人在意大利，并且我会讲意大利话”。[4]最后一次是在“单独媾和”之后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太傻了”。[4]在三次回答中，亨利的言语都很含混，我们从中仍无法明确知晓亨利参战的真实原因。从字面意义上看，他确如赵家璧所说的“冲来撞去没有把握者”。[6]这么说，他的参战并不是一次严肃慎重的自我选择，而只是一个偶然，一次随波逐流的行为。那么字面意义是否就是真实意义呢？小说给我们关于亨利的最初印象就是喝酒、妓院和战时休假，他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事，自己像一个观光客一样，因为能自由地喝酒和逛军官妓院而感到满足。他既不相信胜利也不相信战败，也无所谓厌战或反战，因为这一切都是和自己无关的。因为置身事外，他才能视战争为一场游戏，把执行任务说成“赶一场戏去”。[4]他才会让患疝气的意大利士兵想法子在头上撞出一个疙瘩以便有理由送他上医院。就连他自己的受伤也是在掩蔽壕里吃面条、干酪和喝酒的时候完成的。
试想，在战场上如此表现的亨利能是因为接受某种宣传的鼓舞、为了某种崇高目的而参战的吗？如若不是，亨利为什么参战而参战后又作如此表现呢？陈雷先生在《关于“迷惘”含义的再阐释》一文中的论述应该能够恰如其分地解答这些疑问。文章建设性地提出，“迷惘”是美国从生产道德观向消费道德观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情绪，是一场矛头指向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战争，是青年人为了展现和张扬个性，借助对一战的反思和批判来对抗老一辈清教主义思想的文化策略，它虽然在一战之后的二十年代达到高潮，但开端却在一战之前。[7]这也就是说，美国青年在一战之前就已经对以勤奋工作、顺从规范、承担义务和行为体面为标志性内容的清教主义道德观发出了挑战。那么，对于亨利的参战，我们是否可以作如此解释：一战之前的亨利已经对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反感，而旧有的价值观发生动摇的同时，新的价值观体系又没有能够及时顺利地建构起来，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嬗变的空隙中，新旧价值观既矛盾对立，又共同影响。亨利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参战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旧有责任义务观念的作用，但亨利本人未必存在自觉，甚至未必会承认其影响。因此，如果有人说亨利是糊里糊涂参战的，应该没有大的误差。
因此，如果像柳东林先生那样赋予“迷惘”以“与我无关”的特征，或者像陈雷那样把“迷惘”看作“精神幻灭”，那么，亨利一开始就是个“迷惘者”。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迷惘”往往伴随着困惑和痛苦，而亨利根本不为自己的生活而痛苦，反而一再强调“我一向是快快活活的”。[4]这恰是亨利最为悲哀之处，身处痛苦之中，却既不感觉痛苦，更不明白为什么痛苦。所以，我不愿意称此时的他为“迷惘者”，因为这样就有拔高之嫌。传记作家肯尼斯·林恩认为，海明威创作《永别了，武器》时，受到艾略特《空心人》的影响，“艾略特1925年写的《空心人》在20年代后期对海明威的思想影响很大。”。[8]此说颇有参考价值，处于价值观空隙中的亨利，的确没有形成任何对战争、爱情和人生的思想。这不仅从上文提及的他的言语和行动看出来，他自己的一段内心表白更能清晰地传达出他此时的“思想”：“教士是个好人，可是没趣。军官们不是好人，也很没趣。国王是个好人，同样没趣。酒并不好，但不会使人感到没趣。”[4]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战争、爱情还是对整个人生，此时的亨利把“是否有趣”视为惟一价值尺度，目的是为了排遣由于价值观的断裂所带来的精神的无所皈依和生活的空虚无聊。恰如教士在他受伤后所说，“你满不在乎。你不明白。你就是受了伤，还是不明白”。[4]所以，基于以上分析，我把从参战到疗伤之初的亨利界定为“空心人”。海明威之所以让亨利以空心人姿态出场，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是现实决定的。不少美国青年就是在空虚无聊的状态下抱着追求刺激的心理来到一战前线的。其次是小说出版于1929年，也就是海明威受到国内普遍的对一战进行深刻反思的影响之后。海明威并非不可能将自己在一战之后的失落情绪带入到小说创作中。最后就如肯尼斯·林恩所说，是受到了艾略特《空心人》的影响。
二、幻灭者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注意到亨利的“幻灭”特征，至于他如何从快活的“空心人”成长为痛苦的“幻灭者”，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其实，亨利的对人生的幻灭可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加以考察。一是对战争的幻灭，也就是对传统清教主义价值观的彻底幻灭。前文已经谈到，亨利参战之前已经对清教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但怀疑和反感并不能阻止它在生活中惯性地起到某种作用。有理由认为，亨利的参战存在着传统价值观的惯性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对德宣战和祖父在来信中鼓励他“为国尽忠”之后，残存的责任义务观念又恢复了活力，从前自发的惯性变成了现在的自觉行动。所以，亨利伤愈之后的重返战场应该和美国的战争宣传、家人的鼓励和传统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的综合影响，不仅唤醒了他原本近乎消失了的责任义务观念，又使他滋生出在战场上获取荣誉的幻想，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始终没有丢弃的为了保全体面而不做胆小鬼、不当逃兵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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