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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戏剧对《雷雨》的影响
作者：张兰生
二、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
如果说，曹禺从希腊悲剧中汲取的主要是激情和悲剧精神，而在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他对人物很少作单一的或静止的描写，而是对其性格和情感作生动细致的描写，其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也称“性格悲剧”。其对《雷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繁漪形象的塑造上。《雷雨》的悲剧可以说直接与繁漪的“雷雨式”性格有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具有复杂而偏执的性格。
繁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繁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子女们“服从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尽管繁漪一直在反抗她的家庭，但最终没能像娜拉那样“出走”，这是一个比“娜拉”更为深刻的悲剧。而这一悲剧，是由她性格上的两重性决定的。在繁漪身上温柔与冷酷、真诚与阴鸷、希望与失望相互交织，她的情感如雷雨突变，把握不定。她是一个新女性，又是一个“旧式女人”；她有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但又不得不像大多数女性一样依附于丈夫生活；她明白自己是周朴园的“玩偶”，痛苦地在他身边生活了18年，但却都忍了下来。作为周家的夫人，本来像娜拉一样，也有一定的自由，但她却没有借此离家出走。我们可以推想，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使她忍受了18年而没有出走。她还有留恋，还有幻想，没有像娜拉一样出走的勇气和决心。“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她对周萍说的这番话，恰恰说明了她没有勇气和决心独自出走。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当她爱的幻想破灭以后，她的勇气、她的决心也丧失殆尽了，等待她的命运只能是疯狂或死亡。
繁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繁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三、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
曹禺在读大学时就对古希腊悲剧着迷，他的《雷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构思完成的。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但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如结构上的集中严谨以及倒叙式方法，剧情设置和情节安排上繁漪遭周萍遗弃后由爱而恨的报复等。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对《雷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人的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也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这使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
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四、《雷雨》是话剧这一西方艺术形式本土化的一个典范
不可否认，《雷雨》在创作上有某些借鉴或模仿。但如果把这种影响仅仅理解为模仿、因袭，未免失之偏颇。《雷雨》的情节、人物、语言和整体的诗意风格，都是民族化的，都是曹禺的独创。它是一种民族文化对另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极反映，是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文学的刺激下所产生的一次流光溢彩的嬗变。
在《雷雨》中，悲剧人物的命运全然是中国的、民族的，它的悲剧性的矛盾植根在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里；作者在作品中更多地考虑了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和趣味，更多地吸取了中国民族戏剧的编剧方法。就情节和结构来看，《雷雨》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情节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冲突紧张尖锐，场面热烈火爆；结构上虽然从30年前的矛盾着眼，从一天之内的冲突落笔，但避免了西方戏剧那种“藏头露尾”的结构，事件顺序展开，首尾连贯，使整个结构具有通俗易懂的明了性。所有这些，完全适合了中国观众要故事、要穿插、要场面的审美习惯和趣味。
在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上，《雷雨》吸取了中国戏曲和古典诗词的抒情艺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力求创造一个富于诗意的戏剧境界。
曹禺把自己对时代的感受和对现实的激情同自然界雷雨的形象交织起来，雷雨既是整剧的氛围，又是剧情发展的节奏，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作家还善于透过写人物的情感来刻画人物性格，着意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赋予人物以浓厚的抒情色彩，有些台词本身就可以作为诗来读，体现了作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创作个性。
《雷雨》的民族化成就还表现在戏剧语言的锤炼上。剧作的语言既简洁易懂，又含蓄蕴藉。它避免了西方话剧中台词冗长的弊病，从民族的现代的日常生活语言中提炼了比较规范的话剧语言，句子简短上口，无欧化的缺陷。在话剧语言的锤炼上，《雷雨》是第一部获得成功的剧作。
《雷雨》是话剧这一西方艺术形式本土化的一个典范。
参考文献：
1、陈瘦竹：《现代剧作家散论》[M]，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王嘉良：《中国现代文学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3、胡适：《易卜生主义》[M]，《胡适文集》第2卷P.16-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4、曹禺：《〈雷雨〉序》[M]；《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曹禺》（上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5、张兰生：《“娜拉现象”与雷雨》[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P.33-36；2005年第4期。
张兰生，浙江金华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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