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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小说的英雄情结
作者：毛 芳 陈 瑛
情结及英雄情结
情结是心理学和精神学的一个术语。荣格认为情结是一种具有情绪色彩的观念群。用以组成情结的观念群经常出现在脑际，使当事者的思想行为及情绪易受这种情结的影响而遵循一定的方式进行，从而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心理上情结一般认为是在幼年及青年时期形成的。
虽然荣格从心理学角度对情结问题有过深刻阐述，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情结却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情结的泛化”。情结的泛化使人们把许多有着相似的心理机制的现象称为“某某情节”，[1]如“长发情结”、“知青情结”、“英雄情结”等。
英雄情结顾名思义即融入人们的血脉和生命，对英雄的一种情愫。在原始社会，人们便崇拜英雄、寻找英雄、借以拯救自身危机的途径，寻找人生的价值，寻找生活的理想。纵然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英雄之梦并未被人遗忘，它已随着岁月之流融入人们的血液形成民族心理的潜意识，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邓一光英雄情结溯源
情结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心理现象，它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而邓一光英雄情结的促成因素较之常人有其特殊性。
一、民族心理传承
邓一光是汉蒙后裔，他有一半来自母亲的蒙古族血统。蒙古族是一个爱马尚武的英雄民族，有过辉煌的征战史，在刀光剑影，对阵厮杀中英雄辈出，豪杰接踵，像古代的江格尔、洪古尔、铁木真，现代的嘎达梅林等。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理想和希望的化身”，[2]人们将这些英雄好汉悍烈血性的人生谱写成英雄的赞歌，世代传唱，不仅融入了血液，还汇入了民族生命的遗传基因，成为蒙古族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邓一光虽出生在重庆，生活在武汉，但却念念不忘自己的生命来源，始终以“大漠草原的骁勇血统”而自豪。在冥冥中，他自然地感应到在出生之前就已埋伏在生命基因里的来自生命中时代传承的民族血脉的呼唤，这深情的呼唤潜在影响着邓一光的创作，使他在创作中形成了一种情感和心灵的先天心理倾向——浓重而缠绵的英雄情结。
二、家庭背景——“红军后代”
邓一光出身于职业军人家庭，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军人。在家里，对他个人成长影响最大的是父亲。印象中“父亲是个高大威严从来没有笑容的军人”。[3]尽管心存畏惧，但从家庭像册的照片中见到的父亲却是个英雄：腰里别着手枪威风凛凛骑在马上，身着军礼服胸前佩戴着各种勋章。那些照片，英俊威武得令人佩服。父亲的照片使自己在同龄人中具有一种优越感——作为英雄后代的骄傲与自豪，他的心里也随之萌发了一个“英雄梦”。因为“英雄的孩子当然是英雄，必须是英雄，只能是英雄”。[4]母亲的这番鼓励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
小说中的英雄情结
在和平年代，随着战争硝烟的远去，英雄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淡化。当代社会，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物欲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极大地侵蚀与消解了英雄理想，使得现实中的英雄日渐消遁。在英雄缺失的年代，邓一光慨叹道：当代的商业社会维持一种崇高的精神状态很难，“英雄主义，如今已经很像一个传说，或者它很像一个童话了”。他虽慨叹英雄隐没却不愿放弃对英雄的寻找，“一代人会死去。一个时代的英雄主义也会死去吗”？[5]现实中无法寻觅，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希冀在历史的硝烟中重塑英雄的风采与辉煌。因而，借助小说溯源岁月之川，重回战争时代，寻找父辈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品质，以此创作了一批反映老一辈革命军人戎马生涯革命经历的军旅小说《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战将》、《燕子飞时》等，因其充满了男性的血性和阳刚之气，对战争年代追忆与迷恋的色彩，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关注。
邓一光的作品，字里行间里浸透着一股激情，它掀动我们的心潮随他一起去感知去感受。而这种激情不竭的源泉系于小说中的英雄情结。
一、善于塑造金戈铁马式的英雄人物是英雄情结的表现之一
《父亲是个兵》中邓一光以红军后代和当代青年的双重眼光回溯父辈的生命历程，通过叙述表现父亲由农民而军人而军官而离休的将近八十年的漫长生涯，让我们领略了父亲作为强者、硬汉和英雄的一生。父亲那一身正气、战斗不止的永远是个“兵”的硬汉形象给人强烈的震撼。“父亲”当年由于受到地主的恶意戏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参加了革命。他骁勇善战，杀敌无数以致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为了军人的荣誉感，他不惜违抗命令，不怕以弱敌强，硬是在山海关与国民党军队展开血战；“文革”中，进京接受统帅接见，是他重新崛起的希望，但老王的死使他愤然下车以表同情和抗议。这些展现了父亲在重大事件和人生命运的关口，他的选择都遵从自己的意愿和人格尊严决不受制于外力，凸现出父亲刚毅悍烈的人格和个性。离休后的父亲退居田园，可他仍穿着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对军队有着痴迷的信赖和依存，他以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自豪”。 [2]在父亲身上清晰地显印着作为“兵”的忠诚与骄傲。
《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是“父亲”形象的扩展与延伸。作品通过对我军高级将领关山林人生命运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战神”形象。关山林是一个听到枪炮声就兴奋异常、浑朴勇猛的战将。战争铸就了他铁打钢铸般的性格，在战场上勇猛无比，所向披靡，渴望力量与力量、智慧与智慧、生命与生命的较量，到了紧要关头身先士卒，以命相搏。他的生命与战争融为了一体，毕其终身他都未从战争中走出来，一旦没有仗打，便失去了他施展才华和志向的舞台，就会感到寂寞与失落。他认为“对于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战争，是勇气、力量、谋略、胆识、决断、武器、兵力、搏击和胜利！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一个职业军人倾心和自豪的了”。
关山林形象的成功在于作者并未将笔下的英雄“神化”，而是写出了他血肉丰满的多样个性。关山林是一员猛将，一个行动上的勇者，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死拼硬打，是从气势上实力上压倒敌人，靠信念而不是靠技巧指挥作战，因而青树坪一仗战败暴露了关山林作为高级指挥员不成熟的一面。以战败结束他的战斗生涯是他终生无法洗刷的一个耻辱。这个耻辱连同“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挫折都未使他倒下去，他始终保持自己的雄心，永不言败，不屈服不退让，“我是太阳！今天把我打下去，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5]这经过血与火锻造的精神宣言，是他身上最有价值、最可贵的东西，亦映衬出关山林铁骨铮铮的硬汉气概。
《燕子飞时》中的沈晋东、《大姨》中的姨父、《遍地菽麦》中的启子他们身上都带有关山林的影子，铜打铁铸、勇猛顽强、直率倔强、强悍好斗，都是“行动上的勇者，而非思想的智者”。[3]但《战将》中的师长赵得夫是他笔下少有的智者形象。虽然赵得夫外表粗鄙，吃相粗野，粗俗中带点匪气，但体恤士兵，恶惩老财，爱憎分明的作风使他在军中威信极高。潜山之战以一个团的兵力从敌人几万人铁壁合围中突出去，显示出他超人的胆识和谋略。他用兵如神，出其不意，“将注下在最不合情理而别人决不敢下的地方”[3]，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带着全团官兵冲出死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