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4期
新闻与文学的两栖者
作者：付金华
付：您是新闻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湖北省新闻界和新闻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据我们所知，湖北中语界对您也很熟悉。请问这是为什么？
刘：其实，这与我的两段学术经历有关。1994年以前，华师新闻系还没有成立，我在华师中文系教写作，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系副主任。从那时起就开始主持湖北省高考语文阅卷的业务工作，至今已有15年了。期间，我对中学语文教育有所了解，也在中语界交了很多朋友。新闻系成立之后，我转任新闻系主任，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与新闻界及新闻学术界的交往多了起来，自然在这个圈子里结识了不少朋友。
付：您参与高考语文评卷工作达15年之久，可以说经验十分丰富，那您能就湖北省的中学语文教育谈谈您的看法或建议吗？
刘：据我所知，湖北省中学语文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全国中语界排位靠前。我省每年高考优秀作文，常常被其他省市中学作为范文推介。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局性的，比如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畸形发展。这些全局性问题涉及到高考制度乃至教育制度，不是我省中语界通过改革就能解决的。不过，有些问题属于局部性问题，是可以在我省中语界的努力下解决的。比如，如何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我觉得我省中语界的老师们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些老师不是引导学生“我手写我心”，而是设计一些“模式”，帮学生准备一些古今中外的材料，教学生如何去拼“模块”、堆“积木”。去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要贴近自己去写》，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好的文章，都是生活经历的体现，都是生命意识的表达。希望我们中语界的老师多引导学生写身边事、抒动人情、论平常理。
付：您的这两段学术经历前后相继。在我们看来，您是从汉语言文学研究转向新闻传播学研究。您是怎样完成这一转向的？
刘：虽然汉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是两个并列的一级学科，但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二者又有相通之处。比如，“作为话语的新闻”，不就和语言符号的运用有关联？如果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传播，那么传播学乃至现象学和叙事学的理论也就成了连接两个一级学科的桥梁。当然，若从治学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研究语言文学，还是研究新闻传播，基本的学术精神是一样的。我曾给研究生讲过，“厚积薄发、求实创新”是做学问者必须牢记于心的事情。
付：您能否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对“厚积薄发、求实创新”作一些说明？
刘：先说“厚积薄发”。“厚积”指积累厚实；“薄发”指见解精到。我在中文系时主攻的是古代文论，曾花6年时间写过一本专著《艺术意境概论》。为了撰写这本专著，我大量收集整理古代文论（包括书论、画论、艺论）中阐发意境的资料。连续3个暑假都泡在资料室和图书馆，查阅了数百种图书，做了近70万字的卡片。为了准确理解“意境”概念的含义，我还阅读了佛教经典。现在看来，功夫没有白费，至今还有学者称这本书是研究“意境”学的几本重要著作之一。再说“求实创新”。“求实”指实事求是；“创新”指有新见解新认识。这既关涉治学态度，也关涉科学精神。我转向研究新闻传播之后，发现国内新闻学没有系统，缺少一门成熟的科学所必须具有的基本范式。于是把注意力放在新闻学范畴体系的研究上。前后也花了3年时间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最后撰写了《新闻学范畴引论》一书。或许是研究路径较新，并且有一些新的思考，所以这本书出版后，学术界反映不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还把此书定为博士生阅读著作。据查证，他们的新闻学专业在世界范围内选定了10本书供博士生阅读，国外3本，国内7本，《新闻学范畴引论》有幸忝列其间。
付：听了您的这席话，我们对“厚积薄发、求实创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其实，“做学问”，就是要严肃认真，肯吃苦，肯钻研，勤于思考，有独到见解。
刘：说得很对。我在最新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的“后记”中对“做学问”做过如下解释：“‘做学问’者，既指行为和作风，又指认识和思想。就是在学习中应当有反思，在问难中应当有主见，在知识的整合中应当有新意。”
付：许多做学问的人面对当今社会都产生了浮躁、功利的思想，而您对于做学问始终保持着一份探索精神和科研热情，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刘：有人曾经感叹：现在不是做学问的时代。因为当今社会诱惑太多，功名利禄常常搅得人心海起波涛。的确，要拒绝种种诱惑静下心来做学问实在太难。但我对自己的人生早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不求闻达，但求无愧。我自认为自己的逻辑思维强于形象思维，归纳问题、深入阐述问题是我的长处，而这正是做学问的有利条件。为此，我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努力锻炼心境，力求做到“澄怀味像”。佛家说：“不是幡动，是心动。”心不动，幡再怎么迎风飘扬，也可视而不见。当然，至今我也没有超凡脱俗到那种佛境，只是说“虽不能”，但“心向往之”而已。
付：您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是“网络与传统媒体在新闻宣传方面的比较”。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
刘：这一课题正处于结项阶段。我带领研究生做得比较辛苦。因为我的心气较高，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从理论上回答网络传播对新闻宣传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传统媒体在新闻宣传方面不会出大问题，因为信息的入口或出口都容易把住。但网络则不然，它的自主性、隐匿性与交互性太强，这给管理带来极大困难。如何就网络技术与网络传播的特点，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改革、稳定、发展”大局的问题。因此，假若我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党和国家管理部门解决相关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目的也就达到了。
付：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西方的新闻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大量的被介绍到国内来。这些理论大大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眼界，对我国新闻业和新闻教育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从理论建构的主体性而言，西方的新闻理论和传播学理论有他们自己的生成要素。其中主要包括哲学观念、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制度，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他们的理论主体性。当我们引进这些理论时，并没有认清其主体性之所在。这种盲目性导致在运用过程中借他人之口，言说中国之现实。用学术界的话说，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用党的宣传部门的话说，就是以西方新闻传播观，取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现在需要正本清源，中宣部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中就包括了《新闻学概论》的编写工作，这部书的首席专家是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何梓华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教授，参编成员都是全国著名高校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我也撰写了其中一章，即第九章新闻工作党性原则。
付：您在华中师大从事教学和科研已有三十一个年头了，您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新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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