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4期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狂欢化理论
作者：徐 芬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关系的世界，他的思路历程是这样的：他首先关注的是文学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及其相关论文中，他提出了复调理论，而这复调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庄谐体，进而他又思考文学环境，什么样的文学环境才可能产生出充满对话，即复调的文学作品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到了一般意识形态环境，他认为只有在“狂欢”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复调，最后一步，他走到了社会经济环境这个源泉中来，他认为当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转型的时候，才能产生复调，才可能出现平等的对话。
也就是说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整个哲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狂欢化理论实现了审美与世界观的统一，对于巴赫金来说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和乌托邦性质。他认为，狂欢节创造了人类的第二生活，其核心是狂欢世界感受，它可以召唤沉迷于日常生活和等级制度中的人们在关系中绽露开放、完整的人性。“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狂欢化感受”在巴赫金的体系中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这几个概念重点核心是狂欢式世界感受，他们的实质是文学对世界的参与性。文学在摆脱“我”的封闭性的过程中得到了狂欢化世界感受的启发和支撑，狂欢化文学是一种他人的、世界性的文学，狂欢化文学体裁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此。这是文学方面。谈到文化方面，民间文化是狂欢化理论的基础。巴赫金主要是通过研究拉伯雷的《巨人传》来展开他的狂欢化理论的。我们看到，民间文化中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有四个特点：第一是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第二是插科打诨，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怪诞的手法，它揭示出人的潜在本能。第三是俯视，狂欢式重新建立了新的世界图景，这就使原本被分裂的东西重新恢复它们的整体性形象。第四是粗鄙，狂欢节创造的新形象的结果是突出了物质——肉体形象。可以说，狂欢节所隶属的民间文化是因为与官方文化相对立才具有了巴赫金所谓的颠覆意义。狂欢化的世界感受充满了巴赫金在他那个时代的乐观希望：旧世界正在消失，新世界首先以各种各样的物品形式充满希望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核心是什么？是单纯的狂欢吗？显然不是。狂欢只是蕴藏精神的容器而已。是什么呢？是自由！最大的狂欢原则就是自由。狂欢节的笑的特点在于“与自由不可分离的、本质的联系”。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这）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受，它成为整个狂欢节感受的本质部分。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的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怎么样来理解巴赫金追求的自由呢？从道德哲学起步的巴赫金一直关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人身上的分裂。人类从史前时期的生活走出来以后，就陷入了世界和心灵、艺术和生活、道德和理性的分裂，这些分裂的根源是人身上的肉体和精神的分裂。当肉体在遗忘中被打入纯粹生理满足的层面，人只有凭借外在于实有世界的自我感受即心灵来面对世界，并时时刻刻感到自己的异己性，世界在心灵之外——人是不自由的！因为渴望自由，所以巴赫金强调他人范畴，强调我与他人的对话，我与他人的同一，因为他人是外在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巴赫金说：“从我的忏悔内部得出的是对整个自己的否定，而在外部（作为他人的上帝）所得到的则是重生和友爱。”与他人真切的信任与友善才能带来肉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自由的翅膀因此而生。然而这自由又是短暂的，乌托邦式的，是永远无法真正颠覆官方文化的。尽管如此，巴赫金仍然对它抱有信心，持着乌托邦式的希望。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大众文化。当中国的学者们使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时候，他们是否忽略了这几个问题：巴赫金所推崇的以狂欢节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是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吗？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与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吗？中国的大众文化有着巴赫金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吗？
当历史语境已经发生明显变更的情况下，我们显然应该重新梳理巴赫金对我们的启示。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当代大众文化的普遍定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大众传媒而产生的传播广泛的文化。在中国，大众文化起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伴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广播、电视、网络等等的繁荣而发展起来。它与巴赫金所指的民间文化，拉伯雷作品中的民间文化是截然不同的。“‘狂欢节’这个词将一系列地方性狂欢节结合为一个概念，它们起源不同，时期不同，但都具有民间节日游艺的某些普遍特点……各种不同的民间节日形式，在衰亡和蜕化的同时将自身的一系列因素如仪式、道具、形象、面具，转赋予了狂欢节。狂欢节实际上已经成为容纳那些不复独立存在的民间节日形式的贮藏器”。中国有狂欢节吗？有狂欢节精神吗？没有。拿中国人最注重的春节来说，人们比平时更加不可能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长幼尊卑，父父子子，官员与百姓，在这个节日里显得越发重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客套的礼节性寒暄是这个节日的主打歌。我们决不可能感受到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没有什么广场语言超越了实际功用的涵义，也没有非官方的世界统一性的意义。同时，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文化是被大众文化所同化的，民间文化一旦经由大众媒介传播开去，就丧失了原本具有的否定性因素，因为任何形式的节目都必须经过官方的审查机关的审查。强调娱乐的大众文化摒弃了原本与笑息息相关的严肃性。笑和严肃性是对立的。严肃性有着紧皱的眉毛、吓人的目光、拧起的皱纹等等。它们代表了恐惧或恐吓，表现出无可逃避、必须如此、绝对性、不容争议等等。严肃和危险、实际、不自信甚至自私在一起，它意味着稳定和停滞。而笑是逃过了危险，是消除了期待的重负的自由。但在巴赫金看来，真正的诙谐的笑又是不排除严肃的，它是双重性的，是对严肃性的净化和补充：“诙谐不让严肃性僵化，不让它与存在的未完成的完整性失去联系。它使这种双重性的完整性得以恢复。”我们不妨对比春晚上的笑，它是这样与巴赫金的所言的严肃性互为补充、和谐相处的吗？不是。春晚上的笑是僵硬的、模式化的，老旧的，说了上一句，我们就知道下一句抖的是什么包袱。倒是周星驰电影中的笑兴许还能让人感到有一些巴赫金所言的意味。他的笑中还有苦涩的反抗，然而就是那反抗也是虚弱的，更多形而上意义的。马尔库塞论述道：无论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它们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即都是一种集权主义。1960年，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出版了他的社会学专著——《意识形态的终结》。这部著作在对50年代的美国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考察之后认为：技术治国是历史的必然，大众社会的出现是进步的标志，工人阶级普遍满足于社会现状，而“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但是随着“富裕生活”的来临，极权主义的统治只不过是鸟枪换炮，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开始了对人们身心世界的全面管理与操纵。这种隐而不见的东西就是技术理性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么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如此，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的民间反叛精神，自由精神，对官方世界的颠覆精神根本就无处可寻。中国的大众文化从来就不是站在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立场而出现的，相反，它常常向官方文化抛去谄媚的笑脸，渴望得到宠幸。如果一定要给中国的大众文化寻找一个对立面的话，那就只能是精英文化，而中国的精英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大众文化，批判大众文化都还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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