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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
作者：马小敏
“农具”系列中唯一留在农村的大满也极力劝弟弟去城市，自己留下是缘于无奈：要给父母养老送终。但父母去世后，他是否也会离开农村（《桔槔》）？由于工业开发的需要，再加上贫困的农民需要那笔拆迁费，于是他们甘愿放弃土地，这样农村的凄凉便在所难免。《耧车》中写到：“正是开耕下种的好日子，可是山谷的梯田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孤零零的爷孙俩……种了千年万年，收了千年万年……明年就变成荒地了。”[11]只有一群老人在执着的耕耘。他们有着“从土里长出来的光荣历史，自然会受到土地的束缚”[12]。整个农村呈现年老衰退的景象，随着这些老人的死去，传统农村是否还会存在？这是残酷且不容逃避的现实：传统农村在都市现代化的逼迫和诱惑下溃败了，田园牧歌只是成为留声机里无生命的磁记录。
乡村的颓败意味着田园情趣的丧失，仅有的风景注定要在工业化中消亡。《耧车》中老福田向孙子讲述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鲁班的传说。这些浪漫的神话故事有一种久违的民间气息，也透露出农民对历史远去的留恋与无奈。这种悲哀证明了农民对土地的挚爱，是对其人生的自我确认，随着土地的丧失，农民的价值是否也将离去？
三、挽歌还是颂歌
城市不是农民的乐园，而农村也不再是原来的生存之地。城市靠虚构田园风光来满足其对乡村的向往；农民则通过对神话的追忆来想象曾有的美好。“农具”系列中用了许多鲜亮的颜色来描写田园，使人感受到沈从文、汪曾祺笔下乡村的单纯、明朗、淳朴和诗意般的静谧，也正是这种优美与农民处境的反差更能让人体会到农民离开土地后无处归依的悲凉。
李锐避开现代化农具而完全以传统农具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以《王桢农书》、《中国古代农机具》作为小说的引子来构建整个“农具”系列，将历史与现实进行链接。在我们意识深处，传统农具依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型，农具、农民、农村永远是三位一体的。李锐以与农民命运息息相关的农具作为叙事的内核和线索，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对农民生存方式的强力渗透，乡村现实的残酷性和危机感，启发我们对农村改革的思考：“土地真的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真的能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13]广袤的农村由谁来坚守？究竟路在何方？
作为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现代文人，李锐对桃花源式的农村生活充满向往。实际上宁静的农家图多是由文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半借助田园、半借助心境创造出来的，他们并没有领略到耕作的艰辛。被升华的田园风情只能是文人的审美空间，而不是农民的生活空间。进城务工可以使农民获得经济利益，扩大视野。城市的扩展也加快了农村城镇化的速度，交通日益发达、教育日趋正规。城市与农村是相互补充并可以共同繁荣的，并非像李锐在“农具”系列中展示的那样绝对对立。李锐对田园乡村的怀念和对现代乡村的拒绝，既显示了他的坚贞，又显示了他的偏执。对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田园牧歌”的丧失，我们不能一味地痛惜和挽悼，也应看到历史的趋向和乡村的美好明天。
注释：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第17页。
[2]张喜田：《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67页。
[3]统计数字来于《农业部:去年我国外出务工农民超过9400万人》,网址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
3586/20030402/960735.html 2003-04-02,08:31。
[4][13]贾平凹：《秦腔》后记，《收获》2005年第2期，第207页。
[5][1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出版社1949年版，第10页、第2页。
[6]李锐：《犁铧》，《十月》2006年第2期，第4-8页。
[7]孙国亮：《乡村"乌托邦"的覆灭：愤怒的袴镰与伤感的残耱》，《名作欣赏》2006年第1期，第70页。
[8]赵海忠：《镰为农具今不同》，《名作欣赏》2006年第3期，第72页。
[9]李锐：《残耱》，《收获》2004年第5期，第90-93页。
[10]贾平凹 郜元宝：《〈秦腔〉和乡土文学的未来》，《文汇报》2005年4月10日第8版。
[11]李锐：《耧车》，《十月》2006年第2期，第9-12页。
马小敏，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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