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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意识与文学批评给文学教育的启示
作者：刘 健
一、语言意识的内涵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所谓语言意识，是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强调以分析“语言”、“语言结构”和“言语”、“言语结构”的生成、特点及其对文学文本意义的影响为批评中心的批评意识。语言意识表现为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的语言敏感、语言直觉，甚至是语言本能的思维过程。语言意识的形成是文学活动自身活动的必然结果，更是批评主体对作品价值构成的深刻认识的结果。
文学批评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内只关心作品与社会的关系，或关心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对作品本身而言，重视挖掘的是所谓的“思想意义”，而对文学的重要媒介却不予关注。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初就有思想家对这种情况予以质疑，如尼采就说：“如果我们拒绝在语言的牢笼里思考，那我们就只好不思考了，因为我们最远也只能走到怀疑我们所见到的极限是否真是极限这一步。”[1]语言学家索绪尔也曾经用一个著名的比喻形象地说过：“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其正面，声音是其反面；我们切割一面的时候，不能不同时切割另外一面。同样，在语言中，我们既不能使声音脱离思想，也不能使思想脱离声音。”[2]这两位大师都强烈地意识到语言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语言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是由语言在文学活动中的位置决定的。在文学研究中，人们根据艺术表现的媒介的不同，把艺术分为四类，即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造型艺术用线条、色彩、体积等媒介来塑造形象；表演艺术用乐音、节奏、旋律、或形体动作等媒介来塑造形象。文学属于语言艺术，语言是塑造形象的媒介。综合了上述各种艺术所用的媒介和手段来塑造形象的，人称综合艺术。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作家借助具体的语言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情感融进语言中，从而形成充满情感的形象世界，语言在艺术世界里很自然地成为一系列活生生的“符号”。要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了解其奥秘，语言就成了一道不可绕过去的弯。对此，孙文宪教授指出：“文学批评面对的是语言的艺术, 具有自觉的语言意识应是文学批评运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个批评家仅仅着眼于形象及其意蕴的挖掘, 仅仅着眼于作者主观意图的理解和分析, 却忽略乃至无视文体、话语和言说方式等语言现象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忽略这种语言的文化意义对文本、形象和意蕴生成所起的作用、对作家意图实现和言语操作所产生的影响, 他的阐释便会因为缺少了文学批评不应缺少的语言之维, 使自己混同于非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品性与特点也因之而模糊甚至随之而消亡。更不用说, 无视语言分析还会使文学批评难以深入自己的对象, 因为它此刻所看到的只是一个非语言形态的世界, 这个批评视域中的对象与语言建构的文学世界相比, 虽说不至于面目全非,但至少可以说不尽相同；假如说文学世界的某些微妙之处源于语言, 那么这个对象与文学对象的差异就有了近乎天壤之别的距离了。音乐批评如果不讲旋律、乐音, 绘画批评如果不讲色彩、线条, 想来很难被人们认可。”[3]
我们认为，孙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他正确地指出了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语言分析的指向和价值。
二、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的体现
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的体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在我国，二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提出了“修辞立诚”的原则，将忠实地表达思想作为修辞的第一目的。孔子也十分重视言辞的表达。他一方面说，“辞，达而已矣”，要求言辞清楚地表达思想，同时他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点出了文采的功用。到了魏晋时代，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确立，文学研究也更加重视文体本身的研究，特别是重视语言的研究。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4]明确辨析了当时常用的四科八体的语言特点：“雅、理、实、丽。”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提出评论文体的六法，即六观：“一观体位，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4]这里提到的“置辞”和“宫商”就是在语言方面的要求。除此之外，我国历代的诗话、词话都有很多地方涉及对语言的批评。
欧洲的文学批评对语言的重视在亚理斯多德的《修辞学》可以看到，他说“仅仅知道我们应该说什么还不够，还必须以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会大大有助于演说取得应有的效果。”[4]他认为要打动听众，首先要靠事实本身，其次要靠语言运用，第三要靠演说技巧。古罗马时期的学者朗吉弩斯的《论崇高》阐述了语言具备崇高的五大要素：首先，要有崇高的思想；第二，要有炽烈的感情；第三，修辞如比喻、借代、仿拟的运用要恰当；第四，文字要优美；第五，把前四种联为整体的“庄严而生动”的布局。这五种因素的共同基础是具有运用语言的能力[4]。可以看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语言的运用的侧重在以修辞为中心的技巧方面。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的语言批评中，批评家关注最多的是语言所蕴涵的情感或思想内容，也就是关注语言“说什么”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形式主义批评里得到了改变，批评家在这个时候关注的侧重点是“怎么说”的问题。这种风气的转变是和欧洲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当时的德国和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格式塔思想”（德语Gestalteinheit,原是“完形性”的意思），起初应用于心理学，其后由心理学扩展到其他领域。语言学界在这种思想诱导下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在这种影响下，索绪尔也建构起很有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将人类的言语活动分成两大类：语言和言语。语言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言语机能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为社会所有成员共同遵守；言语则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2]是语言的具体表现和运用，是一种个人现象。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人们可以通过语言要素的相互关系认识语言现象的整体。索绪尔还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但能指和所指所连接的不是名称和事物，而是任意的，是一种语言习惯的产物。每个符号作为一个语言要素，又与其他要素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共存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中。在此基础上，索绪尔还提出，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学应分成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2]，即研究同时要素间的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共时语言学研究作为系统的语言，所以特别重要。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后来的结构主义批评提供了很直接的理论资源。结构主义的批评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关注叙述话语分析，也就是关注叙事文中人物语言的表达方式，这是典型的关注“怎么说”的问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