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对鲁迅《孔乙己》的另一种解读
作者：范晨玉
一
正如鲁迅自己所言，他开始写小说是抱着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他曾经为了驱除寂寞，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于是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这即是说，慷慨激昂被麻木压抑了，但并没有消失。所以后来，在钱玄同、陈独秀的说服下，在“五四”精神的冲击下，当麻木与压抑得以缓解，鲁迅自然渴望把压抑的内心郁结“呐喊”出来。[2]可如果鲁迅仅仅是为了批判才拿起笔，那么这呐喊无疑将是肤浅的。真正使小说“蒙上不朽色彩”的，是“刻画的清晰的印象，和对于在讽嘲和哄笑里受了损伤的人物之同情”。[3]这与孙伏园所言“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是相吻合的。[4]批判与同情相结合，似乎是让《孔乙己》成为“不朽”的要义。
1924年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孙伏园的《关于鲁迅先生》，其中谈到鲁迅说“他最喜欢《孔乙己》”，原因在于“能够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在这里，鲁迅也指出《孔乙己》意在批判社会的“冷淡”并同情“苦人”所遭遇的“冷淡”。而这种声明让我产生疑问：像《孔乙己》这样刻画“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的作品，在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中并不占少数，《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闰土、《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等，这些人物所遭受的“苦”与“冷淡”比之于孔乙己毫不逊色，可是鲁迅先生为什么恰恰“最喜欢”《孔乙己》?鲁迅所说的“苦”是否包含他自己
的人生体验?“不很显露”的“讽刺”到底在讽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讽刺就“有大家的作风”?这些疑问使我对《孔乙己》写作的真实用意发生了兴趣。
蓝棣之先生认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是可以在好几个层面上进行的。作家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家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作品在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它象征或暗示着什么，是一个层面，而作家没有明确察觉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写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有明确察觉的意向，看来是在很深的地方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动因”。所以文学批评要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理、文本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已重新解释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和重新阐释作品的意义；[5] “要考察、探索那些作家不明确但又确实左右他创作的那些心理过程，探寻他虚构人物的潜在动因，以及他的作品与读者的无意识联系。总之，考察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趋向，把作家没有明确察觉的东西阐发出来”。[6]下面我试图借助蓝棣之先生的研究方法，解开心中的疑问。
二
李长之先生在那本和他一样备受艰辛屈辱同时又赫赫有名的《鲁迅批判》中，这样写道：“奚落、排斥、哄笑，这终于是愚妄者的面目。可是孔乙己终于死了。悲凉而可哀的氛围，是充满了鲁迅的记忆了，以这而驱散寂寞，难道留下的不仍是寂寞么?”[7]
的确，在这充满了愚妄的吃人者和可哀的被吃者的环境中，除了无望的悲凉就是无边的寂寞。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中国民众的出路在哪里?这虽然不是《孔乙己》要探讨的问题，但从文本看，对以上两个问题作家似乎是明显悲观的。孔乙己始终出现在这样的氛围中——“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句话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两次，而如此轻松的氛围在鲁迅小说中的确是不常见的。那么作者是否真的为轻松而轻松吗?当然不是!因为孔乙己正是在这样的“快活”笑声中走向“悲凉而可哀”的结局。“苦闷的象征”穿上了一层“快活”的外衣，使苦闷与无望穿透反讽的意味，将鲁迅的悲观与绝望暴露于我们视线之中。1918年冬的鲁迅，似乎正面临着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自赴日求学始，鲁迅辗转奔波苦苦追求却屡屡碰壁处处受挫，现在又蛰伏在阴森恐怖的补树书屋；几经周折谋到的教育部的差事也是“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8]他并非支持军阀，可迫于生计又不得不“极无聊赖”地在官府里“枯坐终日”。[9]家人天各一方，自己又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10]“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11]身不由己、前途迷茫，他内心的无奈与苦闷是显在的。但是生命的本能刺激着鲁迅消极的理智，通过解剖孔乙己，鲁迅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合法性——人得要生存——这也是鲁迅的基本观念。孔乙己之可悲可笑在于，已经沦落到连“短衣帮”都不如的地位还要在精神上保持“准贵族”的身份。孔乙己是孤高的，然而“所谓孤高者，其实是没有本领”。[12]没有本领找到生存的出路，那么“孔乙己”们之走向绝境，便是必然。鲁迅肯定了孔乙己的必无出路，也就暗示了一条不能重蹈其覆辙的道路，也就是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在于将来”的“希望”之“可有”。小说描写的似乎是“一沟绝望的死水”，然而绝望之于绝望，正与希望相同。生活的重负和内心的矛盾并不能把他压垮，因为“生存这观念，使他的精神永远反抗着”。[13]这种“入世苦行”的人生态度与他年青时志在天下的雄心是相通的。虽然对于民族与个人的现在和未来极其失望，但他内在的入世态度和在时代里有所作为的潜在愿望没有磨灭，生命的本能不甘心沦落于理智的绝望，时时冒上来拽他离开阴郁的悲观与冰冷的绝望。他毫不留情地解剖孔乙己，实际上就是“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被生活打败。于是他决意要爬出那个“待死”的深坑。
孔乙己“满手是泥……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在哄笑与奚落中走向注定的黑暗与虚无。而这“旁人的说笑”，难道不是鲁迅早年从小康之家而堕入困顿所遭受的印象特别深的创痛吗?然而我并不是说，孔乙己就等于鲁迅，孔乙己是病态而需要救治的，鲁迅则是发现并救治这病态的医生。鲁迅之所以深刻地理解孔乙己，原因就在于他记忆中的切肤之痛。只有受过伤的人才能明白什么是痛，尽管他们的痛又各自不同的。对于窗外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并不以为然，“略与改革，似无大效”，[14]“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15]然而，为了不愿将自己“太黑暗”而且“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的思想传染给热血的青年，他始终带着一副大声疾呼的“演说家”的面具，号召青年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16]只要“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17]这分明带有勉强意味的呐喊，溢出的是他内心的“鬼气”，是近乎“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与苦闷。这“鬼气”暗夜里噬咬着独居在补树书屋的鲁迅，然而睁开眼，生活仍得继续。生活之网难道不是早就重重地罩住了鲁迅?鲁迅在《著者自序传略》中言，“因为我的母亲和极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自传》里也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所以那表面上慰藉猛士的呐喊，又何尝不是慰藉他自己的声音呢?否则在狂人没有成为狂人之后，真正可能成为狂人的，将是鲁迅自己。所以我认为，鲁迅写作《孔乙己》的意图，更像是鲁迅为生存的艰难呐喊，为自己的生活辩护。
鲁迅在《附记》中声明，《孔乙己》“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并没有别的深意”。他似乎“真正有着一些偏不能忘怀的感印，他要写出来以驱散寂寞。”[18]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孔乙己》实际上并非只是描写社会上的另一种生活，而更深层地写出了——尽管不能克制地怀疑这世上恐怕只有黑暗与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却仍然会在愤激地否定历史与现在的表达中，热烈地肯定“在于将来”的“希望”。其中内心的苦闷虽不显露却是分明的，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大家的作风”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