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论郭沫若的抒情短诗
作者：耿怀海
不能说郭沫若的《瓶》完全没有客观的内容意蕴。如上所述，他的情诗所具有的破除封建束缚的开发性质，正是五十时代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部诗集显然缺乏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恩格斯在评价《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时候，一方面指出了维特这位“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的烦恼，是“市民的幻想”和“悲叹”，反映了市民阶级的利益，因而具有一定的不满封建等级观念，要求个性解放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这部小说并非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所说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的内容，指出了维特的“烦恼”是“绝望的哀号”、“可怜的哀泣”，他的徇情自杀也是一种“病态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39-40页）。郭沫若的《瓶》在体裁上不同于小说，但突破“自我”的圈子直接融合、概括更多的意蕴就会更有社会意义。郭沫若说：“《瓶》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郭沫若诗作谈》）。这个表白，说明作品沉湎于自我的抒发，流露出幻灭、颓丧的感情，也是为作者自己所否定了的。因此，应该看到，这部诗集正是反映了作者曲折前进的心灵历程的。
三、闪光的、隽永的“象征”
诗人艾青说：“一首诗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还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诗论》）诗歌这以小见大，从有限见无限的特征和作用，可以通过多种构思和手法来达到：有的借助富有特征性的小景物或生活细节的刻画来唤起大的境界，表现重大内容；有的托物兴怀、感悟咏志，让寄托于物的思想裹着感情的血肉抒发出来，以寄寓作者的情怀，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有的则托义于物，以特定的、有限的形象作依托，采取言在次而意在彼的象征手法创造意境，具有寓意深远、超越时空的作用。《骆驼》的构思和手法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在这首诗中，诗人不满足于一般地对党直抒胸臆的讴歌和对党的光辉业绩的形象的再现。他发挥了更大的主观独创性，运用了更丰富的想象，着眼于党的思想精神的实质，着眼于党的形象的全体，创造了“骆驼”这一含义双关、概括力极强的象征性形象。这就是说，诗中任重载远的骆驼，导引和卫护着旅行者从“黑暗”走向“黎明”，又不止息地进行“长征”的骆驼，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伟大形象的象征，成为了党的光辉业绩和不断变革“长征”精神的象征。
应该知道，像这种带哲理性的象征性形象的创造，因为是在“有形之外，无兆可求，不落迹象，难着文字”，弄得不好是很容易概念化的，然而这首诗并没有这种毛病，它真正做到了“缩虚入实，即小见大”（钱钟书语），创造了能够唤起美感、引人联想、发人深思的形象性形象。作者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下面两个原因是重要的。
首先，诗人在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之间的某种类似和联想以揭示象征意义的时候，对作为依托的象征物的选择和被象征的对象的设定，都充分地考虑了一定的经验条件，即一定的民族、时代、阶级的人们达到生活经验和审美角度。在这首诗中任重道远、被看作“沙漠之舟”的骆驼，它的特征和所可能展示的象征意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而作为被象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及其丰功伟绩，更是中国人民感受得最为亲切和深刻的。这样，当诗人抓住“骆驼”与“党的形象”之间的某种类似和联系，进行刻画和表现时，人们不需要作过多的思考就会从二者之间的关联上领会到“骆驼”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诗中“骆驼”的形象之所以避免了有些象征性作品容易出现的或空洞抽象或者朦胧晦涩的毛病，而呈现出既清晰明朗又寓意深远的特色，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首诗并非简单地用象征体来代替象征意，而是通过独特的构思运用多种手法来勾勒、突出象征体的特征，从而使人们从对象征体的描绘、抒写中，清晰而多方面地领悟到它的象征义。
综上所述，可见诗人不是简单地用“骆驼”来象征中国共产党，而是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运用多种方法将“骆驼”这个象征体的内涵揭示出来，艺术地展现骆驼导引和卫护旅行者前进的历程和精神面貌，从而赋予“骆驼”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从生活全体着眼的构思和表现方法，借助象征来做到“物小蕴大”，更有利于强烈而集中地表现对象，更利于造成深远的意境。“骆驼”的形象不由得引起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总体形象的丰富的联想。
这首诗在形式上，虽然行无定句（诗行长短不一），章无定节（诗节行数不一），押韵也比较自由，但在参差里显得和谐，繁杂里显得单纯，加以语言平易、简劲、含蓄、凝练，因此，在五节三十二行的短小篇幅里熔铸了大开大阖、高度概括的内容，在自由质朴的形式里充溢着诗的意趣。古人云：“诗宜朴不宜巧，然必之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浓后之淡。”《骆驼》一诗在风格上便有这种“寓巧于朴”，“寓绚于素”的特点。
回顾历史，看看郭沫若的抒情短诗，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思想内容上，郭沫若的抒情短诗虽不见有驳杂之处，但那股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的激流，始终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社会主义的倾向更令人耳目一新；在艺术形式上，创建了崭新的自由诗以及现代格律诗，其中虽不能说绝对没有“古”和“新”“洋”的痕迹，但在那个历史环境里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就向人们宣告：近代诗歌史上长期酝酿的革命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真正的成熟的新诗诞生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创举啊！邓小平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可谓盖棺之论。
耿怀海，江苏华士高级中学教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