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李煜词的悲剧意识及其消解
作者：陈学富
“春花秋月何时了”？闺怨、时难、悲亡、人生苦短，种种愁怀积贮于胸，人何以能堪？正因如此，诗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引入一些能使自己内心平静下来的因素，或者通过一种价值的转移，或是寻一种心理的补偿物，或找一安慰物。这些因素实际上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消解悲剧意识，使得人内心平静下来。
中国古代诗人多将自然作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其中那幽深清远的林下风流，清江明月的宇宙之思，确实让人留连忘返。然而，古代诗人往往是因仕途之路堵塞或时代正临衰世，心中常常带着一番无可奈何的委屈。面对大自然，诗人们净化了自身的情感，也忘却了勇气，同样失去了与社会抗争的勇气。
李煜早年家庭儒教的影响和宫中奢侈淫逸的生活，养成了他儒懦的性格，以及明哲保身的避祸的心态。求生的欲望使他本能地产生出远祸而羡慕归隐的思想，然而历史却偏偏将他推上了帝位。要归隐不成，便无法从自然中寻求到安宁与和谐。于是“酒”和“梦”便成为他悲剧意识的主要消解因素。
（一）酒
酒的醉人能给人带来摆脱平常束缚的解放感，曹植《酒赋》说，欢宴之中，人们进入醉境时，“质者成文，刚者成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酒的解放感在于它能麻痹人的神经，忘掉自己的实际处境，也忘掉在实际处境中理智对人的束缚。它的形式是以乐解忧，重在以醉解忧。
酒作为李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主要体现在他早期作品中。反映及时行乐及艳情的作品正是词人企图排遣浓重悲剧意识的产物。对现实的愤懑，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寻觅使词人无可奈何地走上追求感官刺激的道路，期望在洒醉中舒展自己的抑郁心情，获得心理上暂时的平衡，用后宫那种沉醉消释自己心灵上的失落感。
如《玉楼春》中“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阮郎归》中“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皆是这种心理的表现。
亡国之前是寻欢作乐以酒麻痹自己，亡国之后则是悲愤交加，借酒浇愁。如前文《乌夜啼》中的“醉乡路稳”实际就是借酒消愁，往事不堪回首，回天乏术，救国无力，唯有一醉或可解忧。《五代诗话》引《翰林名谈》说：“煜岁暮乘醉书于牖曰：‘万事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醒而见之，大悔。不久谢世。”
（二）梦
古人曰：“梦，想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用之于悲剧意识，恰好说明“想”与“梦”的一致。即“想”“梦”与“现实”的对立。
梦中所见所有只是既往现实的一种重现，这种既往现实如果是美好的就能满足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愿望，也是现实悲剧意识的一种补偿，因而也起着弱化，消解悲剧意识的作用。
李煜存世词作仅三十余首，而写到梦的词就有十几首，所占比例极高。李词中的梦里多种多样的，有春梦、闲梦、醉梦、旧梦，还有无梦之梦。可以说，写梦贯穿了李煜创作的始终。前期作品如“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写白日与情人幽会；“燕罢又成空，梦迷春睡中”写宴后伊人离去，思念之情寄于春梦；“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梦回芳草依依”也是写恋情的，前者写无可奈何相思成梦，后者写春梦初醒，意迷神驰之忧。此期词作内容尽管并无新奇之处，但写得清新不俗，真挚坦率，写出了当时避祸不得，求归隐不成，只得借醉生梦死寻求心灵慰藉的矛盾、痛苦与迷茫。
沦为阶下囚后，生性儒懦的他没有卧薪尝胆的豪情壮志，而是不断吟唱满腹愁恨，对梦境的追求，则成为他安抚受伤灵魂最有效的止痛药。弗洛依德认为梦的内容乃是愿望的满足，而梦的动机在于某种欲望。李煜以梦写自己的悲哀，寄托故国之思，正是他愿望的一种补偿机制。他曾做过一些美丽的梦，有时梦见南国的芳春（“闲梦远，南国正芳春”），有时梦游热闹非凡的上苑（“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在梦里求得暂时的心理平衡，而梦醒后则是更深的痛苦（“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他感叹“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更为痛断愁肠的是，有时想梦归故国都未能如愿（“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李煜四十二年的人生经历，正是一场色彩斑斓的梦，他在梦里享受过人生的荣华富贵，也在梦里品尝过臣虏的苦涩辛酸。词人以追求梦境来摆脱现实的悲伤，故作自我超越，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叹，越想作超脱之态，越显出哀愁之深，以致发出“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之类绝望的悲吟。
酒醉也好，梦迷也罢，都只能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只能作为愿望无法满足的痛苦心灵的一剂暂时的止痛剂，无法彻底消除词人心中的悲剧意识。
李煜以自己的自然率真的笔触抒写自己对国家厄运和人生悲剧的深刻而清醒的反省，以及对美好事物和自由生活的无比眷恋。这种在面对不可避免的生命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的清醒意识，正是体现出他面对无常的悲剧人生无言抗争的一种勇气，尽管这种抗争最终归于破灭。这种清醒意识也使得李煜词中的“愁”突破个人不幸的苑囿，上升到家国之愁、人生之悲的高度，满足人们对悲剧美的审美期待心理，引起人们在感情上的怜悯、同情和共鸣，产生震撼人心的悲剧性审美效果。
陈学富，武汉光谷第二高级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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