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李煜词的悲剧意识及其消解
作者：陈学富
一、性格之悲
性格之悲是指李煜文士与帝王两种身份之间形成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李煜早期词作之中。李煜成为帝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李煜是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说帝位是轮不上他的，但他生得阔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种所谓帝王之相使得他颇遭太子弘翼的猜忌。李煜为了避祸，自号钟隐，别号莲峰居士、钟山隐士，一心遨游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里，无心参预政事。他天资聪颖，好读书，又喜欢佛教，“精究六经，旁综百氏”。文章、诗、词样样精通，还“通晓音律，精别雅”，工书、善画，尤精鉴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相当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家。
然而，人生无常，渴望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纵横驰骋的李煜，却偏偏被推上了帝位。几个哥哥相继早逝，他自然地承袭了父位。但李煜毕竟是一个艺术家，又过早地目睹了帝王家为了权利而产生的猜忌、争夺和勾心斗角。因此，多愁善感的艺术家的心灵与帝王的崇尚权术之间，渴望自由的纯情的艺术天才与苟延残喘的末代国君之间，就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反差。
这种矛盾在他早期词作中表现得很是突出。李煜前期词主要写其帝王生活，像《菩萨蛮》三首、《浣溪沙》、《一斛珠》、《玉楼春》等。这些词作中的意象多是那些色彩明丽而鲜艳的、香软的事物。从视觉上看，其色彩非红即黄（金），明亮夺目；就嗅觉来说，可谓飘香溢馥；而听觉则更为热烈而欢腾。这一系列明快艳丽的意象群，宣泄了作者对豪奢生活的迷恋和沉醉之情。而作为一个艺术家，李煜却是孤独的，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流浪者。这些描写纵情生活的词作，实则表露出词人希图以片刻的欢乐抵制无常的人生的悲哀之情。当笙歌散尽，抑或笙歌未散，当“樱桃落尽春归去”，抑或“碧栏杆外映垂杨”，无论是欢乐还是寂寞，都表露出李煜对精神家园的苦苦寻觅。因而他才对“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的生活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悲剧产生于其代表的时代的必然要求，而这个要求之不能实现并反而受到社会的摧残。读李煜词，总会在脑海中浮现一个“黄昏独倚栏”的落寞帝王形象。李煜的艺术家禀性是不可能去当一位称职的帝王的，这决定了他必然要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抛弃，他的要求无法实现，因而他对精神家园的寻觅注定了要失败，其词中性格方面的悲剧意识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亡国之悲
李煜的人生经历被历史分割为对比强烈的两段：前段是富贵风流的帝王，后段是凄惨寂寞的亡国之俘。深刻的亡国体验和天才的词人禀赋使得李煜的亡国之悲达到情感深度的极致。
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这首词是后主被俘北上后追忆往昔之作，词中流露出后主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身为“臣虏”的难以言说的隐痛心情。唐杰璋言：“论者谓此词凄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
“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李煜后期的词作表现出强烈的感伤国亡家破的悲剧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语》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正是对李煜此期间作的一个高度评价。
李煜的《虞美人》正是这种亡国之悲的代表作。此词以时间之问开始，从时间不断流动中显示出物是人非的感伤，同时又包含着一种春秋更替花开花落，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的人生无常的悲哀。词末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将个人的亡国之痛升华为一种普天下人共有的对美好事物消逝而又无能为力的人生之悲。叶嘉莹称：“后主此词乃能以一己回首故国之悲，写出了千古人世的无常之痛，而且更表现为‘春花秋月’之超越古今的口吻，与‘一江春水’之滔滔无尽的气象。”
三、生命之悲
《传》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秋是一年将尽，暮春是春之将尽，秋天以落叶表示生命之殒落，暮春以落花显示生命之殒落。在李煜词中，伤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词人内心的悲剧意识，而且题材更是多种多样。“燕罢又成空，梦迷香睡中”是闺怨；“绿窗冷静芳香断，香印成灰”是爱情之悲；“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漫斜晖，登临不惜更沾衣”是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是悲亡；“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人世之悲。
人愁必然以愁眼观春，以愁心体春，春也就被染上愁色了。这样人愁春亦愁，春与人共愁。这是李煜词中伤春的一个极为普通的现象。
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此词自然抒发了亡国之恨，也包蕴着更为深沉的生命之悲。“这是篇幅极短而包容极为深广的一首小词，通篇只以‘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词开头便借“林花”“春红”两种美好事物，以此象征人生和自然的美好，但这些都转瞬即逝，因而诗人深深叹惋“太匆匆”。“相留醉”是在绝望中对美的深深挽留，然而，“几时重”如一记当头棒喝留给词人深深的绝望。对此，词人只得发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悲叹。
秋的来临，意味着年已过半，物色的显著变化强烈地提醒着人们春夏又循环到秋，盛又循环到衰，使得秋景具有人生“生命殒落”的悲剧深度。
为什么李煜词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满鬓清霜残雪思难绝”的孤独寂寞的精神流浪者的形象？为什么充斥于李煜词中的是这样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绵绵不尽的悲剧意识从何而来？
一、南唐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家愁国难的日渐深重。清人谢章铤说：“余谓情之悲乐由于境之顺逆。”李煜词中渲泄出如此深重绵邈的悲剧意识，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和所生活的时代都属于“逆境”。李煜生活在大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当他被历史推上君主宝座时，南唐王朝的政权已岌岌可危，一种亡国的紧迫感不由分说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尽管南唐采取连年进贡的政策委曲求全，然而“好景”不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赵匡胤，是不允许南唐苟延残喘的，最终在公元975年灭掉了南唐。古代士大夫文人具有传统的“忧生之嗟”，蹙迫日甚的家国颓局，与自觉不自觉的忧生意绪碰撞交合，凝聚作巨大、严重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时时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恐惧里，沉重的生命迟暮叹喟与浓郁的感伤情调也就自然生发了。
二、词人自身主体意识的建立。悲剧意识的产生只有在人走向自觉时才成为可能，因为悲剧性的形成正是来自主体自身与历史现实不可消歇的冲突，如果缺少这种冲突，悲剧性则无法形成。李煜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遇，他饱尝了国运变迁、失偶亡国等人生苦果的滋味，并以悲剧而告终。这促使他在自己悲剧人生的进程中，拿起富于才情的笔，抒写内心真性情，唤醒了自我抒写意识，消释了词本来宫廷贵族式的娱乐性，而增强士大夫文人阶层的自遣性与雅化，向着诗的抒情性道路回归。李煜虽失败于政治，却换来了艺术上的炉火纯青。他以自己的悲剧人生实现了词风的转变，同时也使他的词具有了某种悲剧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