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解读
作者：石华鹏
有人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神农架是属于野人的，八九十年代神农架是属于旅游的，现在神农架是属于文学的。最后这句话尽管有些夸张，但它彰显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神农架因为文学的书写，正被“发现”出一个“新”神农架来，“新”——是它不同于旅游册上的、民间故事书里的、生物学环境学者眼中的、父母官决策发展书中的神农架，它是文学意义上的神农架。文学神农架，是对神农架以“人”为中心的一切生命的物质生存状态和精神生存状态的真实描摹，它浸透了叙述者的所有情感：热爱、敬畏、诚实、怜悯、痛苦、憎恨，等等，所以，文学神农架是“活”——日常生活的和充满活力的——神农架，它是存放人们心灵的地方。它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既是过去的，也是将来的；既是个体的，也是人类的；既是神农架的，又不是神农架的。
同于沈从文的文学湘西、鲁迅的文学绍兴、莫言的文学高密东北乡是对心灵故乡的发现和书写一样，文学神农架是对神农架的心灵发现和书写。这个文学神农架的建造者是湖北人陈应松，一个在城市里患“社交恐惧症”而一旦投入山林便满身“浩然之气”的人到中年的小说家。
跨入新世纪不到五年，陈应松一系列以神农架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以“地毯式轰炸”方式进入人们视野，让疲惫浮躁的中国文坛“打了个激灵”，人们目睹了一个不同于这个时代套路和面目的真实而独特的小说世界——粗砺、野性、神秘、荒诞、温暖、宽厚，人们的好奇和震惊，就像他小说中一句话说的“这年春上的天气骚怪，到了五月，山上的冰还没有融化。”
《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望粮山》、《独摇草》、《到天边收割》、《云彩擦过悬崖》、《马嘶岭血案》、《火烧云》、《太平狗》、《母亲》、《像白云一样生活》、《人瑞》、《弟弟》、《归来》等等，在这个小说阅读日渐边缘化的世道，人们能掰起手指细数这些篇章，并热情不减地阅读和谈论这些与神农架有关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到2005年止，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被发行广泛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多次头条转载，连续5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他的《狂犬事件》荣获第六届“上海市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松鸦为什么鸣叫》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太平狗》又摘取了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中篇小说奖桂冠。
我们有理由说，文学神农架在陈应松将近50万字的文字中已经高高地搭建起来，而且这一搭建还在继续，陈应松说，我找到了家，写作上我不再是无家可归的浪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年富力强而且已找到精神家园的陈应松会捧出一部为神农架“树碑立传”的大书来，一切不是没有可能。
文学神农架的搭建，对神农架来说，是一次地域、人文、现实意义上的纵深发现，也是一次纵深宣传，它的吸引力和意义不日将显露出来，它甚至有可能改变神农架山区人的生活，贫穷不再像太阳下佝偻的身子如影随形，破坏环境不再成为解决温饱的唯一手段。我们看到在神农架林区的网站和媒体上，陈应松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消息总在不时出现，神农架人似乎已经意识到陈应松和他搭建的文学神农架，对他们来说已经意义非凡。前一阵子，80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5年之后第一次返回老家——马孔多镇，当地人像迎接马孔多国王一样，对他顶礼膜拜，山呼万岁。这是文学的力量使一个人与一个地方如此紧密相连。陈应松之于神农架呢？或许一切都在行进中。
文学神农架对它的搭建者陈应松来说，同样意义非凡。陈应松说，神农架不仅是我作品中虚拟的一个场景，她也是现实的生存。陈应松说，神农架又是我的一种梦想，我是指我小说中的神农架，是一座真能收藏人心的、神秘叵测的、深不见底而又熠熠闪光的山冈；是能存放眼泪，质感强烈，人物奔忙的山冈；是怀着逃叛的渴望为生命探险的山冈。陈应松还说，神农架这座大山给了我创作激情，我一下子找到了路，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是神农架拯救了我，我感谢神农架。
二、生活的魔力
在陈应松的词典里，“生活”是一个突出的词汇。在谈论小说创作的访谈和文字中，“生活”一词多次被陈应松提及，并反复强调：“我的想象力有限，尽管虚构一个故事也可以敷衍成篇，但我认为还是必须老老实实向生活学习，在生活里找灵感。”、“生活真的很重要。生活不仅会给你灵感，还会给你一种温情、感情、深情，绝不会让你的笔下虚情假意，胡言乱语。还是巴尔扎克的一句老话：生活是最过硬的。”、“文学的真理不是理论，而是生活。”
陈应松之所以如此看重“生活”对小说的意义，是因为在陈应松看来，神农架系列小说的诞生，是生活对他的馈赠。2000年，已是人到中年的陈应松打点简单的行装独自登上了驶往神农架的火车。写了将近30年，虽有所成就，但感觉库存越来越少，尽管县志上的一句话也能“想象”成一篇天衣无缝的小说，还是感觉像浮在半空中找不到根基，而且城市空气——自然空气和文学空气日渐污浊，陈应松决定“沉下去”，走向山冈。他挂职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他没有坐在办公室一杯茶一张报，没有加盟文山会海的大军，而是砍一根树枝做拐杖，邀一二当地文友，走进留有野人虎豹踪迹的莽莽大山，与山民家长里短，没日没夜，走到哪就是哪。
在神农架，陈应松不仅熟知了春天燃烧的花秋天结出的果，而且能听各种鸟语，见识了红花的潮水河一日三潮，应该穿什么鞋走山路，在山里怎样识别路线不至迷路，怎样过一条河，而不被山洪卷走，怎样找蛇药赶紧治毒蛇咬伤，怎样止血，怎样接骨，怎样防止野兽的袭击和狗的进攻，怎样行远路......以及与野人擦肩而过、与一个个坚硬而悲怆的生命擦肩而过。陈应松说，仅一年中我收集到的神农架的神秘物与事，完全可以写一大本书。
一年后回到城里，找到了“浩然正气”和灵魂归宿的陈应松一口气写下了《豹子最后的舞蹈》，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神农架系列”给中国文坛带来一缕缕山野气息和一次次心灵战栗。陈应松选择了神农架，神农架选择了陈应松。以上简单的梳理确证了“生活”对陈应松的重要，陈应松也从内心发出了“感谢生活”的呼声。
其实，“生活”对作家来说并不是个新鲜词，“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更是个老掉牙的话题，“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这些被喊成了空洞口号的话喊起来并不困难，为什么“生活”在陈应松和他的“神农架系列”中重新闪烁出钻石般的光芒来呢？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作家对“生活”的情感力度问题。我们每个人、每个小说家都在过着每一天，上班、买菜，睡觉、交友、冲突、写信、出游……无一不在“生活”着，我们并不缺“生活”，小说家窝在高楼的空调房里夜以继日“小说”，小说是个人化的写作，每个人都在写着自己和自己的见闻感受，都以为写出了个体的痛苦和尴尬，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小说放到一起阅读时，我们发现，所有的小说都是在酒吧、家里、公司、床上这些地方演绎，写出来的东西是如此雷同。当成千上百的小说家都在写一样的小说时，我们的问题一定来了。
“生活”是有了，但没有经历深刻的“生活”来刺激小说家们的情感，小说里自然就难找到情感力度支撑空洞物，“生活”与“小说家”没有强有力的情感冲突，小说家的个人内在力量就不可能在小说中出现，小说家普遍与“生活”的情感缺失，雷同便不足为怪了。
从陈应松提到的“生活”来说，是指一种触动了他情感末梢并给他带来痛感和强烈表达欲的“生活”，在写作札记中，陈应松说，这种与一座山的隐秘联系，让我平庸的心常泛起一种高尚、正派、激昂、干净、果敢的情绪，从而冲洗我即将动笔的每一个作品，让我保持一种精神焕发的心态，决不让我的作品怀着一丝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将怀着对生命扼杀的义愤，一种对山的崇敬来歌唱它们：死亡和生存的艰难，歌颂那遥远边地的混乱、神秘、贫困、乡里乡气的冲动、神奇、宽大无边、厚重、在被榨干后的沉默；女人的沉默，男人的气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