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情节设置
作者：张玉柱
一、前后不照应
为了制造奇幻的情节，不顾人物性格发展，不顾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不顾人物的心理活动的真实性。这类现象在别的武侠小说中是相当多的。一般说来，金庸还是比较注意人物性格描写的，但在他的小说中这一类现象仍然是有一些的。如《倚天屠龙记》中关于张无忌性格的描写，父母双亡之时，他心中充满对仇人的怨恨，随后作者也进一步发展他性格中邪恶阴狠的一面，但到了后半部，他忽又变成宽厚仁慈的大侠了。性格是可以转化的，但最少在这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写出令人信服的合理变化。另一个显著的前后脱节的例子是《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从这两部小说叙述的时间表看，《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但《飞狐外传》中与胡斐有过恋人关系的袁紫衣、程灵素等人，在《雪山飞狐》中已只字不提。苗人凤在《飞狐外传》中是与胡斐见过面的，到了《雪山飞狐》中，又变成了素不相识、初次会面的仇人了。
二、画蛇添足
如《天龙八部》中段誉与木婉清（段誉异母妹）的兄妹之恋，虽说受奸人暗算，兄妹二人几乎乱伦，但根源还是由于兄妹彼此都有相思，而且这相思是掺有情欲的。这种写法恐怕也不易为有传统伦理观念的读者所接受。这与曹禺的《雷雨》不同，周萍、四凤事先并不知是兄妹，而段誉、木婉清几乎乱伦，则是在已知道彼此身份之后。而且这部小说接着发展下去，木婉清则被抛在了一边，而引起段誉刻骨相思的又是另一个美貌女子王语嫣了。那么，段誉兄妹相恋这一情节的设置与整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并无关联，加进这段，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对段誉的性格描写也是有损无益的。应该承认，从表达情感、塑造人物等角度看，金庸的那些多部头小说，都没有必要写那么长。而之所以写那么长，原因就在于其目的本就是非纯文学的。用好看的故事填满每天的版面，这是金庸的全部动机。袁良骏先生说：“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正因为有了他的武侠小说，他才敢于创办《明报》；他的《明报》的畅销不衰，主要也是依赖他的武侠小说撑门面。武侠小说写得越长，《明报》的寿命越长，金庸的财源越广。他怎么可能注意精练，注意删节?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简直是有意重复，有意拖长。按照严格的纯文学创作，这是绝不可以的；即使小学生的作文，也是不允许的。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金庸不懂吗?不是不懂，而是他不能不重复，不能不拖沓。这是金庸的聪明处，也正是金庸小说的悲哀处：为了财富，金庸只好‘背叛’才华了。”
三、不符史实
《碧血剑》中，写袁崇焕遭难三周年忌辰，李自成派了刘芳亮、田见秀千里迢迢到广东东莞县去联络袁崇焕的旧部。这一情节的设置，不符史实。袁崇焕遭难三周年，乃是崇祯六年，那时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小角色，他于崇祯四年才投奔高迎祥，他怎么能派刘芳亮、田见秀去广东联络呢？更何况当时田、刘二人还没有投到李自成手下。再有，李自成是崇祯九年原闯王高迎祥被杀害后才被推举为闯王的。
四、模式化
构思武侠小说，首先要设置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不可能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的反映，不可能来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和感悟，而只能凭空杜撰。最常见的当然也是最能有效地推动武侠故事向前发展的，是武林世界中不同派系的旧仇新怨。旧武侠小说是这样设置矛盾的，金庸小说也是如此。比如《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先设下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大派系，再衍生他们的恩怨情仇。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而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这一杜撰和那些旧武侠小说如出一辙，未见高明。另外，虽然金庸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但金庸再高明还是无法跳出“复仇模式”、“抢宝模式”、“抗暴模式”、“伏魔模式”几种模式的窠臼。
当然，这些只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些许瑕疵，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北大教授严家炎曾说：“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15]
参考文献：
[1][2]见《笑傲江湖》第7章、第25章
[3]见《中国文化报》2001年11月15日第3版《我喜欢金庸的小说》。
[4]见王力行的《新辟文学一户片》，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伍）
[5][6]见《中国文艺》中的《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就〈金庸小说论稿〉与作者严家炎对话》。
[7][9]见孔庆东的《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
[8][10]见孔庆东的《金庸小说中的悲剧爱情》
[11][12]见《雪山飞狐》第1章
[13]见《笑傲江湖》第29章
[14]见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
[15]见严家炎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
张玉柱，男，福建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