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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严羽《沧浪诗话》的局限
作者：张莉敏
《沧浪诗话》言在为学诗者立法，意为针砭当时诗坛的种种弊病，并对诗歌进行批评，所谓“断百年公案”，“辨白是非，定其宗旨”。在这个目的下，就不得不涉及到其评论的标准。
笔者认为从《沧浪诗话》的批评标准看，严羽重在一己的认识，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放大了诗歌的审美价值，而把思想、文化等其它价值抛之脑后。他极赞：“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他只认识到了唐诗艺术形式高妙，而忽略了它们的思想成就的高度。试看他所推崇的李杜的作品：“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思，不惜微躯捐”(《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乱石诛求急，黎民糠其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这些针砭时弊、立志报国的诗句无不是在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完成的，但这些成就并没有纳入严羽的视线范围，没有成为他赞誉李杜、赞誉唐诗的理由所在。所以，他虽推崇李杜，却无法体会李杜的真长处，也不会看到他们的真面目。潘德舆就对这类“推崇”有过极公允的评价，以杜甫为例，他在《养一斋诗话》谈到：“……”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式姿态而已。于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列代诗人之称首哉？元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硪硖。’所见远矣。”虽然此话不免沾染了封建儒家色彩，但足以验证沧浪之失。不仅对于杜甫，严羽对其他诗人何尝不是只着眼于其艺术形式呢？
其次，《诗评》中很多话语都过于主观，严羽只有模糊的体会，缺乏反省思辨的析说能力。如：“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伤尤妙”；又云“前辈谓《大招》胜《招魂》，不然”；“唐人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这些见地无非是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快一己之意而已，完全没有严密的论证过程，无法让人信服。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其评述对象是不公正的。于是招来了钱振鍠的骂声：“索性能指出各家优劣，亦复何辨？无奈他只据一种荣古虐今的见识，犹自以为新奇，此真不可教训！”不仅如此，严羽的九种诗品不仅没有囊括所有的艺术风貌，而且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一样，未能把风格的性质阐述具体。不论其它，单就“大历以后”，严羽“所深取”的李长吉之诗就很难用其“九品”中的任一种来概括。
二、诗学结论的失公
由于批评标准的失衡，结论也难免有所误差。严羽的理论颇有“尊唐抑宋”之色彩，夸张一点就如上文称其有“荣古虐今”之思想。这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详细论述。
1、宋诗退化论
严羽只道宋诗不如唐诗，是“另一副言语”，没有公正地品评宋诗的艺术思想特色。他虽知唐诗妙却不知唐诗所以妙。唐诗的兴盛是唐代强国富民的产物。而宋诗的“变质”也有其深刻原因。事实上，“宋代士人长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1]”，所以诗歌风格也就与雅近而与风远了。而从文学的演变规律来看，“唐诗重情，宋史处于诗学发达的唐代之后，很难再在‘情’方面去跟唐人角力争胜，不能不从‘理’、‘学’等其他唐人所没有注意到的角度去发展诗歌，这是宋诗的必然趋势。[2]“难道是严羽没有看到“诗变”与“世变”的关系，没有认识到文学的演变规律吗？试看下面严沧浪的评论：
“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意为风格因人而异。
“至于刘休玄《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自体耳。”是说这两篇虽然为学古之作，虽然在拟古人的字句，但由于时代所限，意韵不似，呈现的只是自己的风格。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严羽认为古人用叠字是现其自然本色，而今人用之则有重复之嫌。古诗与今人之诗是两种方向，不同标准，所以“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今人考证，严羽所谓“气象”，是指大气象，“以大的时代单元为依托，以代表当时的主导风格的作家群的创作风格为标志的。[3]严羽以“气象”论诗，说明他对时代声调的面貌不同已有自觉的认识。
在《严羽传》中更有后人记录下的严羽关于此的直白表述：“唐之不能为汉魏、犹汉魏之不能为唐也。因言古制有可以行之三代，而不可行于后世者，非三代之制不善也，时不同也。诗亦若是已耳。[4]”
由此可见，严羽并非无知无识的“九斤老太”，他具有一定的辨证思维能力，对文学的演变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他却无视规律对宋诗大加挞伐，实为一谬也。
2、以源为流修正论
严羽谓“江西诗派”作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针对此他提出：“最忌骨董，最忌衬贴。”但是他却没有真正找到实际可行的操作方案，只是一味推崇“师古”。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中肯地道出：“严羽看见了病症，却没有诊出病源，所以不知道从根本上去诊治，不去多喝点‘唯一的源泉’，而只换汤不换药地‘推源汉魏以来而决然谓当以盛唐为法。’换句话说，他然把流当作源，他并未改变模仿和仿傍的态度，只是模仿了另一个榜样，仿傍了另一家门户。”这句话中“唯一的源泉”就是社会现实基础。唐诗在这个“源泉”上扎根很深，形象地反映现实而不是叙述现实。但严羽以为的“源”则是宗汉魏、盛唐、李杜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艺术手腕。因此他尽管想救时之弊病，但却以水济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郭绍虞也总结说：“沧浪的错误，只在不从生活现实上出发，只在专从学古人出发。”
3、模仿验证论
既然严羽觉得“学古”能破除江西诗病，那么如何才算是学到古人的精髓呢，他自有一套验证体系。在《诗法》中他特别强调“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在《诗体》中也提到“辨尽诸家体制”。他认为详尽辨析诸家体制是诗学批评家的基本素质。在《答出继叔书临安吴景仙书》中他也推行过这套验证论：“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辨得体制否？”不仅如此，他还在《诗法》中谈到作诗的最高境界是“试以己诗置之古人之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这种“模仿说”被后人所诟病无数。陶明睿在《诗说杂记》中说：“其为弊也，腔易空，调易滑，意易陈，调易腐……盖彼所学之家数，未尝不对，而精华不侔，终觉不类，学之愈效，离之愈远，固一定之理也……”钱振鍠在《摘星说诗》中云：“我诗有我在，何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古诗之愈乎？”冯班更是抨击道：“沧浪之论，惟此一节最为误人”。虽然南宋的诗坛已经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一些著名的诗人如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及其他宋诗人的作品都经过效仿江西诗派到自立门户的过程。但按照严羽要人们把自己的诗混入古人之诗而达到让人无法辨认的地步，是比较极端的。“尽管他也有一些看似反模仿的言论，如‘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但那也只是针对苏黄诗风‘无一字无来历’说的，在其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中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巢臼[5]。”这是严羽理论体系的又一大抵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