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孙绍振的文本分析在方法论上的贡献
作者：孙彦君
一般的教师，分析这一句，大都集中在“大约”“的确”的矛盾上。这固然不错，然而，孙绍振先生认为，过分纠缠，可能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意味。孙绍振先生这样还原：一个人死了，留在人们心里的，就只是十九个铜钱的欠帐，这笔帐，是写在水粉板上的，是一抹就消失的。一个人的生命，在众人心目中，竟然是这样的无所谓。他在世的时候，人们拿他作为笑料，他去世了，人们居然一点感觉也没有。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悲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世态啊。这里不但有鲁迅对于人生的严峻讽喻，而且有鲁迅在艺术上的创造性的探索。对这篇小说在艺术上这样的追求，鲁迅是特别有心得的，他的学生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按：指《呐喊》)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1]
这样的回答，可能有点出乎意料，在我们的印象中，在《呐喊》中，被鲁迅喜欢的作品至少不应该是《孔乙己》，而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等等名篇。但是，在鲁迅自己看来，恰恰是这些名篇，他并不太满意。傅斯年以孟真的笔名写的《一段疯话》中对鲁迅的《狂人日记》大加称赞。但是，鲁迅却在和他的通信中表示：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2]
孙绍振先生一以贯之地用他的还原法来阐释这个看来有点尖端的艺术问题。他首先还原死亡。死亡本来悲哀的，但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死亡却并不一定。阿Q的死亡，是悲剧性的冤假错案，但是却以喜剧的方法处理。而祥林嫂死亡，同样是悲剧性的，鲁迅则创造了悲剧的抒情的氛围。在《孤独者》中，魏连殳的死亡，则又是一样，那是含着冷笑的死：冷笑着这世界，也冷笑着自己。是反抗势利，胜利的死，但是，又以人格上同流合污为代价，是失败的死。故氛围沉重而严峻的，主人公的哭，是挣扎着像受伤的狼的长号，惨伤里夹杂杂着愤怒和悲哀。而《铸剑》中，英雄主义的慷慨赴义，偏偏和暴君合葬，变得荒诞。惟独《孔乙己》的死亡，既不是悲剧的，也不是喜剧的。在表现方法上，也只有平淡的叙述。
当然说到这里，敏感的读者可能已经感觉到，孙先生所用的方法，已经不完全是还原的方法，而且还有比较的方法。这肯定没有错。但是，严格地说来，还原方法并不绝对与比较方法绝缘。因为把形象的原生态还原出来，目的是和艺术的创造态加以比较，突出其差异和矛盾，进入分析层次。故还原的必然结果就是比较。不过，孙先生在进入分析时，强调还原，揭示矛盾，而到矛盾已经揭示时，就以比较为主了。对于鲁迅笔下的死亡，他这样说：
鲁迅善于在人物死亡之后，大笔浓墨表现周围人物的心理反应，多方面地加以渲染。阿Q的死亡，鲁迅正面只写了“如微尘一般的迸散了”，似乎比较简单。但是接着而来的是，心理多方面的效果：举人老爷没有追到赃，赵府损失了辫子和赏钱，故皆号咷。更特别的是：舆论，1，未庄：阿Q坏，被枪毙就是证据。2，城里，枪毙不如杀头好看，又没有唱一句好戏。妙在同样极端荒谬，反差又如此之大。而祥林嫂的死亡，反应也是多元错位的，鲁四老爷，说她死在旧历年关，不是时候，可见是个谬种，茶房认为，“还不是穷死的”，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反应。而整个鲁镇的人们，一个个都忙着祝福，虔诚地祈求来年的幸福。只有一个外来的“我”感到不可推卸的、沉重的内疚。以人物心理反应创造多元心理反应，可以说是鲁迅的惯用手法，然而，在《孔乙己》中鲁迅却显示了另外一种手法，那就是没有悲哀的悲剧。没有明显的讽刺，也没有调侃性的幽默。既没有《祝福》中的抒情，也没有《阿Q正传》和《药》中的反讽，更没有《孤独者》死亡后那种对各方面虚假反应的洞察，在《孔乙己》里，有的只是，三言两语，精简到无以复加的叙述。这种叙述的境界就是鲁迅所说的“不慌不忙”，也就是不像《狂人日记》那样“局促”。“讽刺”而“不很显露”，这就是是鲁迅追求的“大家的作风。”，反过来说，不这样写的，把主观思想竭力过分直接地暴露出来，那就是“局促”，讽刺而“很显露”，在鲁迅看来，就不是“大家的作风。”拿这个标准去衡量《狂人日记》《阿Q正传》，可能就都不够理想。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在艺术上对自己是何等地苛刻。
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出，孙绍振先生的文本分析之所以往往出奇制胜，个中原由，除了观念上的深邃以外，还有方法上的得心应手。
注释：
[1]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
[2]《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新潮》，第一卷，第四期(1919年，4月)
孙彦君，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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