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论穆木天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
作者：林最芬
不要忘我们的水沟，
不要忘我们的桥头。
不要忘田边，水上，栓着的我们的老牛。
不要忘我们的菜车，我们的背影，我们的莱芜。
家乡、故国的一切都深深烙刻进了诗人的灵魂，这使他的双脚不可能踏进现代主义的虚无。因为系恋太深，所以他不可能斩断尘缘，决绝地否定并于颓废中沉醉。虽然曙光隐约难辨，可他还是禁不住要呐喊：
旅人呀，前进，对茫茫的宇宙。
旅人呀，不要问哪里是欢乐，而哪里是哀愁？
诗中所深蕴的勇往直前的精神，积极进取的气概，与“现代”的颓唐绝望泾渭分明，却与传统的价值追求、人生取向遥遥呼应。
穆木天的爱情诗也表现出与现代派诗歌不同的美学追求。他的爱情诗很多，往往美曼轻柔，最富浪漫色彩，“妹妹”的呼唤经常出现在他的诗中，低回流转，是浪漫温情的象征。诗人笔下的爱情是圣洁温馨、甜蜜柔媚的，诗歌柔曼秾丽，让我们想起晚唐、两宋间清新雅丽的婉约词。这与现代派诗歌对爱情题材的处理完全不同。现代派诗歌一反传统诗歌对爱情的纯美憧憬和礼赞，把爱情与阴冷、隔膜、恐怖、死灭紧紧相联，如波特莱尔《猫》：“我恍惚看到我的娇妻。她的眼光/像你的一样，我的爱兽，/又深又冷地刺入，仿佛一柄标枪。”两个相爱的人，却彼此隔膜戒备，随时准备伺机扑杀，表现出对人与人之间彼此沟通的绝望。他的另一首诗《腐尸》，更是把爱人与路旁腥臭、令人作呕的腐尸相提并论，表现出明显的审丑意识。不仅波特莱尔，与穆木天同时期的创造社另一更具现代气质的诗人王独清，他笔下的爱情就没有穆木天的温馨明朗，相反，他总把爱恋的情绪往悲哀孤寂的死灭境界牵引，如《流罪人底预约》，诗人所安排的爱的结局没有甜美慰安，却是死灭的阴冷境界，似乎只有这种悲凉凄怆的死灭才足以使爱美化。这正是比较典型的现代审美意趣，与穆木天诗歌的情绪基调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
穆木天的诗歌还表现出对自然、空灵的古幽情趣的钟爱。《薄暮的乡村》给我们描绘的乡村风景恬淡和谐宁静又悠远，犹如一首韵致悠远的田园牧歌，读着它，耳畔似乎又隐约地回荡起王维的《山居秋暝》、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雨后》等诗则表现出诗人对自然之趣的领略、向往和讴歌，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像这样的诗篇在穆木天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北山坡上》、《雨丝》、《乡村》等都表现出类似的美学追求。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美学史上，天趣自然之美向来就被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而备受推崇。虽然它经常与创作者对现实消极回避的人生态度联系在一起，用穆木天的话说，就是“到唯美主义的世界里去追求心灵的陶醉”，[5]但它与充斥着颓废绝望的现代思潮还是有着质的区别，因为在对自然的靠泊与回归中，人是未被异化的，人与自我，人与自然是未分裂脱节的。
所以，可以说，穆木天对象征主义诗歌艺术手法作了准确的把握和有益的探索，但其诗歌精神却倾向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其诗歌基调与现代派的灰黯颓唐有着质的区别。“大约穆木天是心中向往着象征派，其实自己的质地并不是象征派，可说是没有认清他自己。”[6]赵景深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三
步入文坛之初，穆木天是很虔诚地想成为一个象征派诗人的，也自认为自己所创作的就是象征派诗歌，但潜意识却在那里偷梁换柱，使他最终没能成为现代派诗人。这是有其时代的和个人的原因的。
穆木天创作《旅心》的二十年代，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期。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所必然产生的劳资冲突的尖锐化，大工业时代人的异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和人类毁灭性的精神创伤，使西方社会对世界和人类的存在意义产生深刻的怀疑，并由此对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作出全面的否定，现代主义艺术正反映了失落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心灵的动荡和绝望。而穆木天抱着学成为实业家的好梦东渡日本，却因极度近视不能机械制图而被迫转而学文，这期间作为弱国子民又饱受歧视，当时的他忧郁、感伤，很容易便被那个强大的向心力引入这股世界潮流，在想象中编造着自己的世界以寻求心灵上的安慰。但穆木天终究难以成为现代派诗人。因为穆木天在自己的主观和谐世界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宁静，而现代派诗人则是以自己变异、夸张、触目惊心的主观世界表现对现实社会和传统观念的批判和否定。而造成这种不同的，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动荡，传统价值观念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重新评价，但并未崩溃；机器大工业还没有在我们这古老的东方国度普及，机械文明的浪潮还没有冲击到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国所面临的是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从百日维新、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探索着自强救国之路。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一个有使命感的诗人与完全的颓废绝望守住一定的距离，使他关注现实人生。正如穆木天在《告青年》一诗中说的：“诗歌不是在九霄天外，诗歌就在人间的国里。”这也是他回国后诗歌创作逐渐转向现实主义的原因。
其次，早期的生活体验给他的人生底色打下了明朗的基调，这也使他的早期诗歌即使感伤却不颓废。穆木天出生于吉林伊通一个原是“良田百顷，还开着好多店铺”，后又“生意破产”“家也析居”的没落家庭。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日俄战争后，大连湾商业繁荣，他父亲也抓住了这一契机，家境又随之突然好转，他也就有条件入吉林中学，后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以数学成绩闻名，1918年毕业。“五四”前夜，在新文化的潮流中，他与许多青年一样，抱着学成后投身实业界的梦想东渡日本留学。这种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早期生活体验，对他日后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外，穆木天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走极端的人，他的心性表现出较大的包容性。这可以《谭诗》中他关于诗歌形式的评论为证。他说：“现在新诗流盛的时代，一般人醉心自由诗（Ｖｅｒｓ Ｌｉｂｒｅｓ），这个犹太人发明的东西固然好；但我们得知因为有了自由句，五言的七言的诗调就不中用了不成？七绝至少有七绝的形式的价值，有为诗之形式之一而永久存在的生命。”他认为“自由诗有自由诗的表现技能，七绝有七绝的表现技能”，所以“我们对诗的形式力求复杂，样式越多越好，那么，我们的诗坛将来会有丰富的收获。”[7]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使他能比较客观地审视现代思潮和传统价值，并促使他于不知不觉中在两者间选择一种彼此包容的折衷态度。
总之，在“五四”文化的风起潮涌中，在中国人寻求自强自立的起伏变幻中，穆木天是以一个自觉的象征派诗人的姿态步入诗坛的，但是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原因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决绝的现代派诗人，然而他朝着现代方向的摸索和探寻，无疑是该肯定的，也是有意义的。
注释：
[1][2][3][7]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4]袁可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04-105页。
[5]穆木天：《什么是象征主义》，《文学百题》，生活书店出版，1935年7月。
[6]赵景深：《冯乃超与穆木天——“轻绡诗人”和“我愿诗人”》，《现代文学杂论》，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5月5日出版。
林最芬，浙江舟山蓉浦学院教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