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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小说和感伤主义
作者：郑洪根
郁达夫后期的小说虽然对情节结构的完整方面有所加强，但是从中我们仍可感到那扑面而来的浓厚的情感之流。诸如《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唯命论者》、《出奔》等等。
三
感伤主义作家一般来说，他们本身便是忧郁质的作家，因此他们在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便是忧郁质的人，他们或疑神疑鬼、或神经过敏，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情绪上往往造成苦闷、彷徨、忧伤、孤独、轻生，这固然与主人公的气质有关，但我们也不应忽略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他们的敏感也往往由社会上纷纭复杂的生活所引起。
日本的“魔鬼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及其高足佐藤春夫他们笔下的女性常常是变形的——虐待男子，会让男子屈服的女性；而男子，总带有被虐待狂的病征，从而使人物散发出魔鬼式的邪气。他们笔下的男性常患有性拜物症，女性身体的某一部分、衣服、用物等等，都成了疯狂追慕的对象，这是一种性变态的行为和心理。
歌德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斯泰恩的感伤主义奠基作《感伤的旅行》中的哈里克都是神经质的富于敏感性的人物。维特打心底里爱夏绿蒂，可因为缺乏勇气致使与他情投意合的夏绿蒂属于他人。他失恋了，力图从爱情的漩涡中摆脱苦恼，投身到社会中去。可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又一次梦想，于是他落落寡合、忧郁苦闷，选择了自杀的道路。而哈里克这个牧师动不动掉眼泪，他性欲冲动，讨好女人，心怀鬼胎，自作多情。
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同样具有敏感性。他小说人物画廊中的“我”、“他”、“于质夫”、“质夫”、“文朴”、“丫”、“黄仲则”、“诗礼”、“伊人”等多半是神经过敏的人。《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他”便是“维特”式的人物。他爱酒店里的姑娘静儿，可他却没有勇气表白自己对她的爱情，当静儿结婚后，他便郁郁寡欢，最后病死。《茫茫夜》中的质夫偶遇一个女店员，便向她要手帕，且买一个新针换她用过的旧针，而且还编了一套哄骗人的话。两件东西得手后便跑回家吻之，还用针刺颊。《还乡记》中的“我”甚至于设想去偷女人的鞋子放在鼻子上闻。而且当他看到人力车拉了三个女学生时，心里却在说：“你们这些可怜的走兽，可怜你们平时也和我一样，不能和那些年轻的女性接触。这也难怪你们的，难怪你们这样的乱冲，这样的兴高采烈的。这几个女性的身体岂不是载在你们的车上的么？她们的白嫩的肉体上岂不是有一种电气传到你们的身上来的么？虽则原因不同，动机卑微，但是你们的汗，岂不也是为了这几个女性的肉体而流的么？啊啊，我若有力气，也愿跟了你们去典一乘车来，去拉拉这样的如花少女。我更愿意拼死的驰驱，消尽我的精力。我更愿意不受他们半分的物质上的报酬金。”（《还乡记》，百花文艺出版社84年4月初版）从中足见主人公身上的魔鬼式的邪气和“维特式”的神经质。
在正常情况下，郁达夫小说中人物性格也常常是敏感多疑的。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暗自垂泪，面对流逝的河水也会暗自伤怀。他的主人公也往往是一出场便是步履沉重，满脸愁云，很少有男子汉的朝气。众所公认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也不例外。
四
感伤主义既然以“感伤”命名，那么感伤性便是感伤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感伤主义的作家虽然对情感有一种顶礼膜拜式的嗜好，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感情的基调往往是哀怨、忧伤颓唐的，而并非是开朗乐观的。他们在描写人民的痛苦不幸时往往哀声叹气。在咀嚼人民的幸福欢乐时，眼角上也往往挂着泪花。虽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对于人生的热爱和留恋，可是在那里面往往是用如泣如诉的调子、不疾不徐的节奏，从而使这种情绪上面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作品里的主人公在你谈心时悄声细语，在孤独徘徊时自怨自艾。
“凡读过达夫作品的，谁也知道，他是一个感伤极重的作家。”（黎锦明《达夫的三时期》）感伤性也是郁达夫小说的基调。他主张，孤单的凄清就是艺术的酵素，认为人生原不过是一个复杂的迷宫。有着柔弱的性格和纤敏气质的郁达夫生活在那感伤的时代里，他试想改变现实，可又不愿正视现实，于是在他那朦胧的心里自然会产生“极平静极淡漠的伤痛的哀愁感。”（《纸币的跳跃》）面对忧郁窘困的心境，他无力去摆脱它，有时是无意摆脱，甚而迷恋、陶醉，带着几分自怜自惜、自悼自伤与畸形变态美的满足去面对忧郁。虽然表面上他看起来淡漠、沉静，可在“他的心里却确在朦胧地、沉寂地感触着伤感。”（《纸币的跳跃》）正因为此，他的小说中，“贫痛、失意、死亡是他最喜欢表现的主题。”（郑伯奇《忆创造社》）这种主题对于他那种气质的作家来说，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基调自然是感伤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两篇小说，作者虽自称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可是纵观全篇，我们仍可从中感觉到那浓重的感伤色彩。《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在失业后，房租付不起、衣服没得换、肚皮填不饱、社会抛弃他，使他非常苦闷，于是他借酒浇愁，麻醉自己的精神意志，糟蹋自己的身体。尽管如此，“我”的心里仍然有着“无限的哀愁蕴藏着。”《薄奠》中的“我”对于车夫不幸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虽然他有过对黑暗社会沉痛的呐喊，可仍有着唉声叹气。更不用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迷羊》、《迟桂花》、《她是一个弱女子》、《黄仲则》等小说了。综观这些小说，他们的主人公都具有自怨自艾、悲观、颓丧，他们在哀叹社会的困苦和人民不幸的同时，也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对名誉、金钱、妇女的向往而不能得使主人公内心更为苦闷。“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南迁》）在他早期的小说里，更多的是因为青春的苦闷和性苦闷而带来的伤感。如《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等，在后期的小说里则更多的是由于人生的苦闷和社会的苦闷带来的伤感。如《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出奔》等。
众所周知，郁达夫不只是个小说家，也是诗人、散文大家。他的抒情文笔辅佐着他在抒写内心哀怨时更加如泣如诉、不徐不疾，他常将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巧妙地结合互相映衬，读他的小说简直像在欣赏一曲感伤的音乐。
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他的小说里“啊啊”的叹词重叠更是举不胜举、数不胜数，这同样加强了其小说的感伤色彩。
五
感伤主义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感伤主义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最明显的便是它的人民性，这表现在：唱出了人民的不幸，只不过调子是哀怨的；倾诉出人民的苦难，只不过心情是沉重悲切的。可是和人民的情绪、希望、要求有着某种联系，因而自然是积极进步的。
郁达夫的小说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创造社同仁郭沫若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3期）郁达夫的小说不仅赢得了当时读者的强烈共鸣，一些作家也从他的作品里汲取养料。《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她的小说很像郁达夫的小说，那里面的情感性、感伤性、敏感性，我们似乎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已经熟悉过。王以仁和叶鼎洛等青年作者更是将郁达夫作为自己效仿的“楷模”，尤其是王以仁，他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但小说的基调明显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的，他自己也承认他的小说是“带有达夫的色彩的；……”（《孤雁·我的供状（代序）》）许杰曾说：“他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但在创作流派上，却更接近创造社同人。”（《王以仁小传》）他的代表作《孤雁》写了一位青年，因为失业和不合时宜，四处漂泊，满怀抑郁牢骚、返回家乡，终因沉湎于酒精和赌场，以致吐血死亡。有不少的评论家还认为王以仁学郁达夫而且超过郁达夫，我们且不必去证实，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确实是对王以仁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读王以仁的小说如不看作者的话，给你的第一个感觉便会是郁达夫的小说。
同为创造社的张资平虽然与郁达夫在某些地方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也写两性关系，但二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张氏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切都从自我出发，为个人而忘记社会，主人公的苦闷更多的是个人欲望满足不了时的苦闷而不是社会的苦闷。这决定了他带着欣赏的眼光去描写三角恋爱，以色相来挑逗读者的情欲。可是达夫作品中主人公的变态性心理却是社会的产物，他描写的性苦闷往往与生的苦闷、社会的苦闷结合起来，他反映的是客观现实——那个造就许多变态心理的变态社会。因此达夫的作品才受到读者的欢迎，张资平的小说只能导致读者的厌恶、唾弃。
感伤主义崇尚感情为以后兴起的浪漫主义流派的四处横溢的感情之流开辟了先河。郁达夫所以与郭沫若一道并称为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主将，也是不难理解的。
他的小说有性欲的露骨描写，因此其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郁达夫作品严重沾染了“维特式的自伤自怜。”（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他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维特式”的，但他作品中的这种人物却常常在羞辱、悔恨、自怜里向命运屈服。而维特的死是他对于死亡的反抗，在他看来，失败的成全比妥协的生存更为重要。因此维特便带有更多的英雄主义。对于郁氏作品过多的性欲描写，我们不能作过高的苛求。只要了解作家其人的生活经历，我们是可以谅解的。他自己也说：“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那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谴耳。”（《茑萝集》自序）达夫是不甘消沉的人，“在那灰色的黯淡的幕布后面，我们看到了叛逆的火光。”（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
抗战爆发以后，郁达夫停止了小说的创作，拿起笔走上了宣传抗战的道路，他带着更为深沉的目光观察社会，写出了一系列抗战的政治性论文。
感伤主义不仅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存在着，在他的诗词、散文中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讨论不在本文之列。
郑洪根，浙江常山一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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