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评晓苏短篇小说集《吊带衫》
作者：吴道毅
一、开辟校园讽刺小说园地
晓苏是一个出生于农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青年作家。就小说题材而言，晓苏的小说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形成了他描写故乡农村生活的“油菜坡”系列，二是开辟了校园讽刺小说的创作园地。我们说，一个作家的创作要形成自己的个性与特色，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自己的创作领域与艺术套路，并在这些方面作出不凡的业绩来。可以断言，经过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晓苏已成为这样的作家，这同时说明他在文学经验的探索与积累上具有非凡的感悟能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晓苏将熟悉农村生活与校园生活的优势化作了小说创作的实绩，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晓苏在大学里学习、工作已近三十年，别具一格的高校校园生活为晓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并成就了他的校园题材小说。如果说，书写故乡农村生活的“油菜坡”系列是晓苏对青少年时代农村生活的回忆，是对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贫穷、落后农村生活的咀嚼，那么，校园题材小说的创作则是他对时代生活的同步跟踪，是对八、九十年代以来时代嬗变的写照。一般说来，作家对生活总是充满敬畏之心的，创作的需要促使作家总是处处留心身边或周围的生活。从晓苏的《大学故事》与《吊带衫》反观，他对校园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是极其用心与细致的。从学生到青年教师、从大学教授到博士生导师、从收发员到青工、从学生家长到辅导员、从教师雇用的保姆到教师配偶、子女等家属，等等，他们的恋爱婚姻、生活插曲、情感起伏或人生变故，在晓苏的目光中大都清晰可鉴乃至毫发毕现，成为不可忽略的写作领域。与之相应，大学里的各项工作与活动--从学生的录取、考试到分配、从教师、职工的分房到职称与职务晋升，许多校园生活的热点问题，在晓苏作品里释放出非同寻常的文学价值或写作意义。特别是，生活在大学里的成批高级知识分子——如教授、博导、研究生、博士生、处长乃至大学校长、副校长，是晓苏着力观察与描写的对象。如同一面多棱镜，晓苏的校园小说折射着大学校园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方方面面，给读者留下了一幅幅丰富多采而意味深长的现实生活镜像。
不过，对晓苏来说，他的大学校园题材小说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校园小说，特别是不同于那种青春版的大学生校园小说。立足于“审丑”是晓苏校园小说的基本特点。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或场所，高校肩负着教育的重任，因此也是振兴民族的希望所在。在美丽的高校校园里，不乏一曲曲充满昂奋基调的奋进之歌，不乏众多清新亮丽的精彩画面。然而，缘于特殊的写作视角，这些不是晓苏小说的主要关注点。相对于对校园生活的歌颂，晓苏更着意于校园“问题”的曝光。借助文学作品的光亮，晓苏试图烛照校园生活那些灰暗、空气污浊的角落，以期建设更和谐、美好的大学校园。于是，大学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校园腐败，特别是大学教授灵魂的锈蚀，偷窥、捉奸、换妻、包二奶、老少师生恋、夫妻对殴、虚情假意的情感游戏、老谋深算的情场圈套、赤裸裸的权色交易等种种怪诞无比的校园事件，成为晓苏密切关注的重点，并写进校园小说中进行无情的鞭挞。在这一点上，先前的《大学故事》如此，现在的《吊带衫》也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晓苏的校园小说可以称为校园讽刺小说，构成了世纪交替时期校园生活的讽刺画。当然，对晓苏来说，审丑不是为了进行校园生活奇观的展览，而是为了审视大学生活的时代变迁，特别是为了拷问知识分子的灵魂。上一世纪末期以来，商品化潮流与消费时代的来临，非常强势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理念与人生价值观念。就高校知识分子而言，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极大地冲击了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的精神出现扭曲与畸形，并成为令人忧虑的现实。正是这种忧心的现实为晓苏的校园讽刺小说提供了客观的写作背景。
综观《大学故事》与《吊带衫》，还不难发现晓苏的校园讽刺小说已形成了明显的地域特点。近一、二十多年来，池莉、方方、晓苏、魏光焰、牛维佳、何祚欢等大批武汉作家写出了许多表现武汉生活的好作品，他们的这些作品也呈现出了浓郁的武汉地域生活的气息。像在池莉的《烦恼人生》、《生活秀》等作品中，汉口吉庆街的闹市生活或夜市生活，武汉三镇的特殊地理形势、武汉夏季炎热的气候、花楼街市井小民的生活情调与婚俗、老通城的风味小吃、武汉人火爆而豪放的性格与脾性，等等，组成了扑面而来的武汉地域生活风情，也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武汉文化精神。晓苏所在的大学地处江城武汉，晓苏的校园讽刺小说因此打上了这所大学与这座城市深深的烙印。桂子山、南湖、居山临水的校园环境、校园周边的酒楼、商厦（如群光商场）、武汉市内的晴川楼、汤逊湖、市郊的木兰山，等等，已成为了晓苏校园讽刺小说的重要基石，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晓苏校园作品地域品格的形成。而这种地域品格的形成，不唯增加了晓苏校园小说地域生活的气息或生活现场感，而且表明了晓苏小说的成熟与老到。
二、审视高校精英时代病灶
知识分子是社会生活中一个特殊群体。在以往时代，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都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传承者与道德修养的楷模，同时还是真理与良知的守护者，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比如，在中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士志于道”、“以天下为任”，就是许多知识分子一致认同的人格诉求。在现代中国，启蒙主义或坚持教育救国成为鲁迅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西方现代知识精英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中再次重申：“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强调现代知识分子所应秉持的理性精神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抨击黑暗、高扬正义的历史使命。
然而，理想与现实毕竟是存在很大差距甚至强大反差的，知识分子并不全都是超凡入圣与高大完美的。历史地看，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为后人留下了负面的形象。就负面形象而言，知识分子有的进入官场后成为嘴脸丑恶的官僚或政客，有的则出入秦楼楚馆醉生梦死。现实地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抑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背叛理性精神与文人传统的也不在少数。像当代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长篇小说《小世界》、我国现代作家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新时期小说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等等，无不给读者真实地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追名逐利（欲）、精神堕落的可怕景观。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其著作《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甚至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捣碎了卢梭、罗素、萨特等过去一直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偶像，提出与质疑了人文知识分子“理性逃亡”的问题。殊不知，曾被当成普通人精神病痛“疗救者”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灵魂也是伤痕累累甚至千疮百孔，其形状比阿Q头上的疤癩还要难看得多。晓苏的长篇小说近作《吊带衫》的一个独特贡献，是其继《大学故事》之后，又一次近距离地展示了发生在当代大学校园内的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塌方”现象，让读者看到了发生在身边的荒诞故事，同时还容易令人联想到《官场现形记》、《二十前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四大谴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