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读葛水平的《甩鞭》

作者：韦　星

　　阅读葛水平的《甩鞭》，我们很容易被它的故事所吸引：一个从乡村逃难到晋王城里的少女王引兰，被三块大洋买到李府做了五、六年的丫头，因为老爷的猥亵和太太的威逼而被窑庄的土财主麻五偷偷救出、并纳为小妾。土改开始，麻五先是被定为“地主分子”，后又在批斗会上奇怪地坠蛋而死。王引兰为了养活女儿，嫁给了外村的光棍汉李三有，可李三有不久却从断崖上神秘地摔死。被视为“勾命”的王引兰顶不住别人的眼睛和闲话，就捎信给麻五当年的长工铁孩将她们母女接回。回到窑庄，嫁走了女儿，正当王引兰准备接受铁孩的求爱的时候，她从铁孩的口中了解到铁孩因长期暗恋自己而谋杀了两个男人的事实，于是，她悲愤交加，举刀砍死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说是情节曲折而又线索明晰，其中既有社会政治，也有家庭琐事，有男女欢爱，也有血腥暴力，有惊人的悬念，也有暗藏的伏笔，显然符合当前“好看”小说的基本条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继承了赵树理文学传统的葛水平虽然十分重视故事，但她也并非仅仅为了“好看”而写故事。实际上，她的故事里还隐含着许多丰富而又深邃的“意义”。
　　自然，作为发生在土改时期的故事，《甩鞭》的“意义”之一便是对政治历史的解构与穿越。众所周知，历史既具有客观真实性，又具有主观想象性，她虽然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克罗齐语)产生的历史。上世纪50—70年代，由于我们过分地强调政治和阶级斗争，我们的历史，特别是包括土改斗争在内的中国现代史早已经党史教材化。而与此相适应，文学对民国以来历史的书写也没有离开“党史教材的立场”，一大批所谓“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和“土改斗争历史题材”的作品不仅变成了对政治的简单图解，而且还出现了诸如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革命农民与反动地主、一味歌颂与彻底暴露等一系列极端对立的人物类型与叙事模式。这样，人的丰富性与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也就在文学中遭到遮蔽甚至丧失殆尽。到了80—90年代，以莫言、刘震云和尤凤伟等为代表的作家们逐渐冲破政治和阶级的束缚，并进而倡导和实践“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写作，他们以对人和历史的内涵与关系的重新审视开始了对党史化历史的大胆颠覆与解构。时间进入21世纪，葛水平的《甩鞭》虽然无人称之为“新历史主义”，她也没有故意追逐这样的文坛潮流，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确实又影响了她对历史的深入思考。所以，当她在作品中感叹“历史只是女人对男人的调教”的时候，当她让作为长工的铁孩对王引兰说出“贫农就没有你好看”的时候，特别是当她让历经苦难的王引兰作为小妾与“地主分子”的麻五倍加恩爱、把对麻五的诉苦会变成“评功摆好”会、以及进一步质疑和苦思冥想着——“地主怎么了”、“阳间就是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的欢爱”的时候，葛水平就不仅解构与穿越了党史化的土改斗争历史，而且还把一切历史都还原为作为个体生命的男人和女人的历史。无疑，这样的历史观正像柯林伍德所说的： “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做过了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也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它不仅摆正了人和历史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凸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既然如此，那么，“人是什么”、“人又是如何在追求自己的目的”也就成了葛水平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和人物描写的重彩之笔，成了其《甩鞭》故事的最重要的“意义”。
　　就铁孩来讲，他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实在的人生目的，那就是“好活”。曾经，他因为父亲暖腿的两张羊皮而给麻五做了十年的长工，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也不想再干。然而，当麻五答应给他从城里带来一个“细娘”的时候，他便开始了满怀希望的等待。他看着麻五长期占有着本要给他的女人王引兰，他夜夜空想，以致于将情欲变态地发泄到羊的身上。到土改时期斗争地主，这种变态的情欲便促使他给麻五坠了秤砣。麻五死后，令铁孩没有想到的是，王引兰守孝不到三年就改嫁给了李三有。再次的失望与仍然无法发泄的情欲又使他设计谋害了李三有。由此也就可以看出，铁孩日思夜想的“好活”就是要得到自认为“好看”的女人来发泄情欲，女人的不能得到与情欲的长期压抑直接导致了他的心灵变态和一次又一次的杀人。当然，对于人物的这种表现，我们虽然还无法证明作者是否受到了弗洛伊德性学理论的影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葛水平不但客观而又勇敢的正视了人类生命的原始本能，而且还对人物活动的根本动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
　　至于王引兰，由于蒙馆先生的家庭出身和在城里做过丫头的经历，她的人生需要和目的便全部凝结在对生命里的“春天”的渴望上，并且，这种对生命里的“春天”的渴望也不像长工出身的铁孩那样简单，而是有着一种超越了“活”与“性”的更长、更难的过程和更高、更美的境界。这首先表现在生存上，王引兰从小时的逃难到为了“好好活着”而做李府的丫头，从为了活命而做麻五的小妾到为了找个“靠背”和女儿“活下去”而改嫁给李三有，再从“没有甩鞭，没有火盆，没有油菜花的日子也能活出成色”到为了用“活”来肯定两个男人的死而“龟缩进窑庄的老窑”，可说是都显示了她的无奈、痛苦而又坚韧的“活”。然而，也就在这无奈、痛苦而又坚韧的“活”中，王引兰始终都有着一个“好日子”的梦想——如她小时候曾经梦想嫁个有钱人，并种上一大片油菜；来到窑庄后的第一天她就决定用火盆取暖，且一直想着李府太太拢了袖管坐在火盆前的那个“很优雅”的姿态……显然地，王引兰的梦想里有着一个普通女人不愿受穷而渴望富贵和优雅的正常人性。在情爱方面，尽管王引兰有着与麻五之间的忘情做爱、与李三有之间的草地野合、以及对于突然扑来的铁孩身上的羊膻昧也奇异地“兴奋”等随时可生的性欲冲动，但在她的身上表现得更突出的还是另一面的东西——如她看不起窑庄婆娘们的不懂“婚姻”而只“知道和男人黑宿”，她又经常想象着躲到春天的油菜地里与自己心爱的男人做一些“美妙”、“别致”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她嫁的两个男人，她一边坐着麻五的花轿，一边又觉得“这不是她要的幸福”，一边“推导”着麻五给她的爱“该是父爱”，一边又感叹着李三有给她的“婚姻之爱”是怎样的“脆弱易逝”!这就可以看出，王引兰的情爱之中既有一种原始情欲，也有一种自由浪漫，同时还包含着一种平等的婚姻要求。应该说，这些事情是所有窑庄土生土长的婆娘们无论如何也不敢想的，它只能是一个沐浴了城市文明的乡下女人才可能有的梦想。也许正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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