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美学：在学问与人生之间
作者：乔东义
走近名家学者，了解他们渊博的学识，聆听他们坦诚的心音，感受他们曲折的成功之路和丰富的人生旅程，对于我们年轻学人和广大读者来说，是一种启发、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感动。近日，笔者应《文学教育》编辑部之约，就美学、学问与人生诸问题采访了当代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
乔：朱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请问您当初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
朱：这说来话长。我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1962年进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本科。那时我比较喜欢读一些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对美学还谈不上有多少了解和钻研。当时本科是5年制，我本应该1967年毕业，但由于“文革”发生，我们推迟到1968年毕业。毕业时我们都一颗红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主动要求到边疆，结果就分配到了新疆。刚去新疆时，我们被安排到乌鲁木齐一个非常偏僻的乡下当农民。在那里我们什么农活都干过，吃过很多苦，真正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后，我被重新分配到乌鲁木齐市一所中学教书，半年后又被调到市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这样在新疆一呆就是10年。这期间谈不上、也没有条件去做学问，但自己对文学、对文艺学的爱好没有改变，有机会还是尽量看看这方面的书。我去新疆时自己带了一套《鲁迅全集》，是经常读的，还写过一些心得和文章；当时的市委办公室还藏有一套司马迁的《史记》，我也借来抽空读读。“文革”终于结束后，1978年，高校开始招研究生，我由于对文学和理论一直有兴趣，另外也想回到老家上海，于是就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复习迎考期间，我把带到新疆、但从未翻看却被老鼠“批判”、啃咬过的黑格尔《美学》一书，第一次从头至尾认真细读了一遍。我当时报考的是蒋孔阳先生，经过激烈竞争，我终于有幸被录取在蒋先生门下。蒋先生是我的恩师，无论在学问和为人上一辈子都是我学习仿效的楷模。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先生将我带进了文艺学、美学的殿堂。我的治学道路、方向、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在读研三年中奠定基础的。从此我才算真正开始学习研究文艺学、美学，以后也一直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从33岁到现在61岁，已有28年了。
乔：听您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岁月倒流的感觉。请您简单地回顾一下，“文革”十年对您个人的治学道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您读研期间又是怎样学习的呢？
朱：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被“文革”耽误的十年，正是学习和研究的黄金时代，这种损失是再也无法弥补的，这方面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另一方面，“文革”的世事沧桑，也让我们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体验，这对于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包括文艺学、美学研究，客观上也有一定的好处，有助于我们对一些理论问题领悟得更丰富也更透彻一些。诚如黑格尔所说，同一句话，从青年人和饱经沧桑的老人口中说出来，其分量是大不一样的，后者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做学问也是同样道理，人生阅历越丰富，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和体会也越深刻。
读研期间，我们为了填补蹉跎的岁月，就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当时我们研究生住在复旦10号楼，按规定晚上10点熄灯，熄灯后，我们常站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看书，一直看到12点。当时蒋先生对我们要求很高，要求我们大量地读原著。我们看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看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看过黑格尔的《美学》、《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等，好多都是硬啃过来的。蒋先生还要求我们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每周或10天左右写一篇千字文，写好后蒋先生认真批改，不行的要重新写。蒋先生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要“写得清清楚楚的”，也就是什么问题都要想清楚，而且要表达得清楚有条理，让人明白易懂。蒋先生自己多年来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文风非常朴实平易，深入浅出，如他的《德国古典美学》，讲的内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美学思想，非常艰深，但他的表达却那样浅近明白，一般人都能读懂，如果没有足够的功力是很难做到的。这一点与朱光潜先生相似。正是在蒋先生的严格训练下，我们在哲学、美学、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进一步培养了对理论问题的兴趣、爱好，锻炼了抽象思辩的能力，以及方法论上的启迪等。而且蒋先生对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也为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开辟了道路。我们当时三个弟子，大师兄曹俊峰做康德研究，二师兄张玉能做席勒研究，我做黑格尔研究，这都是在蒋先生《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展开的。我1986年出版的两本著作：《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和《黑格尔美学论稿》，就是当时学习研究的成果。
乔：那么作为过来人，您认为做学问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朱：我认为基本应注意这样几个方面：一、要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不管做中国研究还是西方研究，或是一般原理研究，都要从基础做起，这既包括基本研究途径和方法的训练，也包括基础材料的阅读和消化。对基础性的东西，对经典原著，对第一手材料，要尽量多掌握一些，不能太相信第二手材料，第二手材料往往会出错。前面讲到蒋先生对我们的训练，也是这样要求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我自己也尽量在原材料的积累上多做一点工作。1986年后，我逐渐转到现当代西方美学研究上来，而当时这方面的原材料还比较欠缺，李泽厚先生等人组织翻译了不少西方原著，我自己和一些朋友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在此基础上，蒋先生和我一起主编出版了《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1992年，我又主编了《现当代西方美学史》一书；再后来，我又在蒋先生指导下与他共同主编、出版了七卷本的《西方美学通史》；前不久我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三卷本）也出版了。我希望通过这些工作，加强本学科的原材料的引进、积累和传播，促进基础性的学科研究和建设。另一方面，我自己在编著、统稿过程中也逐渐熟悉和掌握了更多的原始资料，这有助于我在本学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二、要善于综合吸收和创新。我们搞文艺学、美学研究，要注意了解学科前沿的东西和他人的东西，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要在了解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加以综合创新，并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蒋先生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对于蔡仪、朱光潜、吕荧、李泽厚所代表的当代中国美学四大派，并没有轻易地褒此扬彼，而是以公平心给予深入的研究，肯定他们各自的成就和合理方面，指出其片面和局限之处，对他们的合理因素兼收并蓄，最后加以辩证综合，熔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构成当代美学实际上的第五派。我在这方面受他的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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