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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主人公的人性矛盾悖谬
作者：王 昕
在小说的开端，作者就极其平静地写出了格里高尔灾难性的境遇：“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一变故，连格里高尔本人亲见之后也不太相信，但确确实实发生了。是什么力量把没有任何疾病的格里高尔人形“粉碎”后变为丑陋笨拙的大甲虫呢？格里高尔在成为甲虫难以下床时才有时间去回想这些“障碍”：长年累月奔波不止，早出晚归四处推销，确实是一个累人的差使；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老板，刻薄挑剔、时时监控的秘书主任，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发泄不满的欲望非常强烈，辞职不干的念头由来已久，但为了父母亲还必须压抑忍受下去。为了养家糊口他完全丢弃了自由选择意志，为了挣钱还债他早已成为公司强行驱使的机器，格里高尔承受着物质匮乏和精神被动的双重重负，正如那甲虫一样，身上套着巨大的沉重的甲壳，只能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支撑偌大身驱的细得可怜的腿。事实上，变形前的格里高尔早已异化为非人，“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格里高尔变为甲虫正是这种生存状态的生动鲜活的外现。但是，格里高尔人形保持与否毕竟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他还具有人的外形特点，当众多的“障碍”叠加到让人难以承受的程度时，格里高尔人的外形被残酷地碾碎了，他也注定必须饱尝肉体的折磨和更为严酷的精神折磨。
众多的评论者都异口同声地谈到了格里高尔的异化，但往往忽视了他保护、坚守的那份美好的人性，而我认为这正是“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是格里高尔屈辱痛苦的一生中最灿烂绚丽的光辉。变形之前格里高尔深知自己的家庭责任，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那份重担，不仅不抱怨家人甚至可以说还以此为荣，因此养家糊口、拼命工作是他生活的全部，能让家人过得幸福成了他追求目标，尽管这以牺牲自由、自主为代价。终于格里高尔人形被“粉碎”了，他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失去人形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人的身份，但是他还保留着原先的心灵世界，他的美好人性并不因变形而消失或减弱。他没有解脱，没有绝望，而是想方设法地争取自己的责任，竭尽全力地去维护人的身份。他试图挣扎着起床，以免赶不上火车影响工作；他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企图以人的声音和家人交流；他不顾一切地去打开房门，希望能消除秘书主任的误会得到谅解。但是，更多的“障碍”林立在他的面前。当一只丑陋的甲虫露面时，虽然大家知道是格里高尔变的，但是恐惧和恼怒是对格里高尔灾难的反应，秘书主任惊得仓皇而逃，母亲吓得晕厥在地，父亲恶狠狠地握紧拳头、欲打又止；可怜的甲虫爬出自己的房间意欲挽留秘书主任，以便保住自己的工作，父亲却挥动着手杖威胁他，随后残暴的一推使格里高尔当即血流如注。大卫在遭受相似的境遇时，他痛苦无助地向主耶和华发出呼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祈求主能拯救他，使他摆脱险恶的处境（《圣经·诗篇》二十二章）。面对厄运和冷酷，格里高尔却是惊人的冷静和坚强，他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痛楚，正如以前从没有考虑自己的辛劳一样；他现在担心的仍然是他的家人的生活，“父亲身体虽然还算健壮，但已经老了”，“老母亲患有气喘病，在家里走动都很困难”，“妹妹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只要想到“这一切的平静、舒适与满足都要恐怖地告一结束”，他就羞赧自责、伤心不已。卡夫卡作品常有动物或昆虫和人之间尖锐的对峙，阿尔特（Robert Alter）认为“这是一种非人性对人性的入侵”，值得注意的是失去人形的虫子却执拗得坚守人的美好本性，而具有人形的众人却遭受非人性的入侵，“虫形人性”和“人形虫性”构成了戏剧化的对比，具有强烈的反讽效应。
“粉碎”还在继续进行。自从被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时，格里高尔渴求继续去做那份苦差事的愿望落空了，而他那动物般的叫声也无以实现和家人的沟通，丑陋的身躯更是亲人唯恐避之不及；他无法再拥有把钱呈现于惊诧而又喜悦的家人面前的美好时刻了，更不能实现送妹妹上音乐学院的美梦，如果说以前的辛苦和奉献以舍弃自己的快乐为代价，但他觉得那是他的自豪和风光，是他人生价值的确认，那才是真正的快乐，而现在一切离他远去了。格里高尔唯一能做的是趴在门边听家人谈论最近家里发生的事情，得知家人因他而烦恼时，他会比任何人都难受，当听到家里状况并非想象的那样糟后，他由衷地高兴，但于家人，这又有什么用呢？格里高尔最大的愿望是能见一下他善良却又胆小的母亲，为了不至于吓着母亲，他宁愿牺牲看到母亲的快乐而把自己深深地裹在床单里；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母亲和妹妹却是到他的房间里搬动一直伴随他的家具（虽然在妹妹看来，这也许给他爬行时带来方便）。“难道他真的要把那么舒适地放满祖传家具的温暖的房间变成光秃秃的洞窟，好让自己不受阻碍地往四面八方乱爬，同时还要把做人的时候的回忆忘得干干净净作为代价吗？”“什么都不能从他的房间里搬出去；一切都得保持原状；他不能丧失这些家具对他精神状态的良好影响；即使在他无意识地到处乱爬的时候家具的确挡住他的路，这也绝不是什么妨碍，而是大大的好事。”家具是他确认人的身份的标志，是他人性的回忆的提示，搬走家具就意味着作为家庭支柱的格里高尔的逝去，就意味着他永远也无法回到人中间。这时候他的心里才真正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他要阻止亲人的毫无人性的行动，因此他冲出去，去拯救本应属于他的家具。如果说搬走家具是非人性对人性的吞噬的话，拯救家具就是人性对非人性的有力的反抗，格里高尔在反抗中保持着胜利的姿态。不过，可怕的遭遇还在后面，格里高尔的行为引起了父亲极度的愤怒，他狂暴地用苹果来袭击自己的儿子，有一只打中了他并且永久地深陷在他的甲壳中，也永久地损伤了他自如行动的能力。格里高尔在重重“障碍”中挣扎着。
格里高尔的妹妹在他身心“粉碎”过程中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既是格里高尔捍卫人性、保证人性的粘合剂，又是侵蚀人性、“粉碎”人性的“障碍”。如果说格里高尔变形前希望送妹妹上音乐学院是他的责任的话，那首先是因为妹妹的琴声打动了他，优美的音乐为他枯燥的生活、贫瘠的精神注入了最有生机的内容，是异化不了的心灵的一角。正是妹妹，在变形的格里高尔被关进房中之后，她为哥哥送吃的东西、打扫房间，她一日两次的光顾，成为格里高尔寂寞孤独的非人生活中最大的慰藉。可是日子久了，妹妹也失去以往的耐心，她不再留意格里高尔是否吃东西，房间不仅懒得打扫，而且任格里高尔的房间变成了废物堆积库；置身于一堆废物之中的格里高尔在家人眼中已经如废物一样，不仅无用，而且已经成为累赘。但格里高尔的人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表现得更加显明，他依然对妹妹的爱抱有幻想，而且“有一个想法老是折磨他：下一次门再打开时他就要像过去那样重新挑起一家的担子了”，他脑中也经常会浮现一些过去生活的甜蜜的回忆，尽管一闪即逝，但却给他黯淡昏暗的日子增加了亮丽的色彩。妹妹演奏小提琴的乐声，更使他精神大振，获得了重返人世的希望，“格里高尔又向前爬了几步，而且把头低垂到地板上，希望自己的眼光也许能遇上妹妹的视线。音乐对他有这么大的魔力，难道因为他是动物吗？他觉得自己一直渴望着某种营养，而现在他已经找到这种营养了”。渴求音乐和爱的格里高尔没有想到，由于他的介入惊扰了住在那里的三个房客，也彻底激怒了愈来愈冷淡的妹妹，妹妹公开宣言：“对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妹妹的话语无疑给满怀希望的格里高尔宣判了死刑，但他没有恼怒，没有怨言，他依旧“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在这样爱的沉思中，他默默地不带任何拖累的死去了。至此，格里高尔的肉体全部被“粉碎”了。
在无处不在的“障碍”中冲突，格里高尔不仅“粉碎”了人形，最后连虫体也无以保全，他的精神和心灵自然也屡遭重创而伤痕累累，但他那份对亲人的责任和爱、对音乐的崇拜和向往，却实实在在是“不可摧毁的东西”。
王昕，女，河北邯郸学院武安分院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