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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生、李益看唐士人的婚恋观
作者：高俊文
一、痴心郎和负心汉
《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郑生出身于“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的士族之家，父亲是地方大员——常州刺史荥阳公，他本人从小“俊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所伏”。父亲对他期望甚高，深信他“当一战而霸”，他自己也视中举如探囊取物。在京城应考期间，他偶然与风情万种的李娃相遇，顿时情窦大开，“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甚至为了多看李娃一眼，“乃诈鞭坠于地”，等候随从拾取，可谓用心良苦。当别人告他说李娃平日所接纳的都是贵戚豪族，“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时，他“尽徒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把科举考试的事丢在了九霄云外，可谓情真意笃。后来因他“资产仆马荡然”，鸨母与李娃合谋抛弃了他。爱人的失去，使他精神遭受极大的打击，以至“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幸亏一些善良的人们大力救护，他才得以死里逃生，沦落为挽歌郎。在卑微潦倒的日子里，郑生仍然不肯离开长安，除了他对父亲的惧怕外，郑生依旧对李娃抱有一线希望，愿能与她重温旧梦。后来他考得功名，他仍然不计前嫌，不改初衷，与李娃喜结姻缘，白头偕老，其用情之深怎一个“痴”字了得？
与《李娃传》不同，《霍小玉传》则塑造了一个与郑生截然不同的负心汉。男主公李益出身“门族清华，少有才思”，“思得佳偶，博求名妓”。当他遇到了霍小玉时，马上被霍小玉的美貌与智慧深深吸引，不久两人便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聪明的小玉是清醒的，她知道李益若要踏上仕途，必要寻个高门大户结亲，她只要李益许个短愿，但求与他共度八年便足矣。李益听到此话，痛哭流涕，他对小玉说：“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身碎骨，誓不相舍”，并且引喻山河，指诚日月，写了“句句恳切，闻之动人”的誓词。此时的李益，似乎决心要把小玉作为自己的终生伴侣。但事实正如霍小玉所料，两年后，李益走上仕途，很快就娶了出身甲族的表妹为妻。李益离开小玉后，钱也不寄，信也不回，完全不顾小玉的生死，直至小玉弥留之际，才被拖去见上一面。李益抛弃小玉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他本人毕竟是扮演了一个负心汉的形象。
二、唐士人的婚恋观
1、爱情与功名
唐代士子是一群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他们喜欢美色、向往爱情。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唐代，对于书生而言，功名的价值重于一切，这是家族赋予他们的责任，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要求。所以，当爱情遭遇功名时，他们往往会放弃爱情，选择功名。
李益可谓唐士人的典型代表。《霍小玉传》前半部分写李益如何爱慕小玉，如何关怀小玉，这都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向往。那时侯，他还没有考取功名，所以爱情与功名的矛盾还不够激烈，他仍有释放情怀的机会。可考中进士后，他马上抛弃了小玉，迎娶了卢氏。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考中进士固然是知识分子平步青云的阶梯，然而，联姻豪门更是仕途畅通的保证。这是唐士人最普遍最典型的婚恋观。
那郑生呢？李娃和郑生的结合表面上看是一种圆满的结果。但这种完满是把那些不合理、不合法、不合社会礼俗的感情欲望，用一种表面合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情和理达成平衡。这种结果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小说中的郑生一出场就肩负着继承家业，大光门楣的重任，而要实现此项重任，除科举一道别无捷径。当他情感泛滥，流落街头时，他遭到父亲的鞭弃；当他“授成都府参军”，回归故里时，才获得父亲的谅解，与李娃的爱情也获得了许可。这种貌似圆满的结局本身就体现了爱情对功名的妥协，也说明了只有当功成名就之时，爱情才有立身之处。所以，这种表面的合理，其实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处理，也只是情对理的屈从。
2、有情与忍情
无论是郑生还是李益，他们对女主人公都是满怀深情的，只是这种情有时表现得酣畅淋漓，有时表现得委婉曲折，有时甚至是隐忍含悲。
郑生对李娃的感情一直是相当厚重的，最为明显的是两处细节。一处是当他得知李娃设计抛弃自己时，他没有马上放弃，更没有另寻花柳，而是苦苦的留守在那，期待与李娃的再次相逢。另一处是他一举及第后，开始了仕途生涯。此时他与李娃的社会地位悬殊甚远，当李娃主动提出与他分手时，他情急至于泣下，说：“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最后他明媒正娶李娃做了妻子。
与郑生对李娃的简单执着相比，李益对霍小玉的感情要显得复杂许多。他起初对小玉的感情乃是海誓山盟，一泻千里。后来当他受到功名的诱惑，另娶卢氏时，他并不是像元稹笔下的张生那样始乱终弃、恩断意决，而是将这种感情隐忍在心里，用逃避来掩饰这份感情，直至小玉死时才感叹而出。李益的这种忍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对自我的背叛，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三、缘由
1、森严的等级制度
中国官本位的观念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完善，成为了日益森严谨密的等级制度，与科举紧密相关的唐代门阀制度左右着文人的命运。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维护自身特权，将等级制度法制化，这种作法催化了人们的攀高心理。特别是对于读书人而言，结亲高门大户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光明的前途，还能给家族带来无限的荣耀，这使许多文人对联姻豪门之路趋之若骛。同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浸染。儒家是肯定“学而优则仕”的，除了要修身于世，更要泽加于民。治国平天下是儒生们一生的抱负理想，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更因后代科举制度的具体化而受到鼓舞。通过科举的渠道，不仅儒生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同时获得保障，而且一旦得到官做，财富也会随之即得。在仕途不成或未成时，他们都想要追求真挚的爱情。一旦二者发生冲突，爱情就成了仕途上的绊脚石。于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价值体系中，唐士子们对情的追求便又一次遭到了无情的阻碍。唐传奇中有很多作品都是反映这一主题的，霍小玉的“血泪控诉”以及李娃的“胜利凯歌”，无疑都与门阀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脆弱的情感基础
唐士子的恋情都是建立在对色的倾慕的基础上的。虽说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也算是一种情投意合，但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多的还只是才色的吸引，还未到达心灵交汇的境界。李益对霍小玉见面后就直言：“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郑生为多看李娃一眼，便“诈坠鞭于地”，这些都是他们好色的表现。对女性外貌的特别重视，除了男女情爱的自然属性原因外，还与妇女在男权社会中缺乏独立人格有关。由于女性的地位未可与男性比肩，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男性的欣赏对象，所以唐士子们在面对情理矛盾时，总是很轻易地屈情于理。我们所说的理，不仅指的是门阀与科举制度，同时也包括一些当时固有的社会规范和观念。李益面对“素严毅”的母亲而“逡巡不敢辞让”；郑生在功成名就之时，尚不敢向父亲表明对李娃的爱情，当父亲问起“李娃安在”时，他的回答却是“送某至此，当令复还”。可见，唐士子建立于美色基础上的爱情根本不足以与理相抗衡，这也是爱情悲剧的根源。
唐传奇中的男主人公渴求爱情，然而面对现实中无处不在的理性枷锁时，他们又会为情与理的矛盾而痛苦、挣扎。不论是表面的合理化还是直接的妥协，其实都是情感回归理性、向理性投降的道路。这种创作模式体现了唐士人情理两徘徊的婚恋观，更体现了唐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女性卑微的地位。在我看来，无论喜剧还是悲剧，都是悲剧；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命运都烙上了时代的伤疤，都成为了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高俊文，女，湖北大学2005级语文教学论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