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的文学情缘

作者：祁福雪

　　谈起“文学”这个字眼儿，在《新华词典》中的解释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运用虚构和想象，使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文学体裁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既然是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那么，文学对人生就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作家陈建功谈及文学对人生的影响时，曾深情地说道：文学让生活变得艺术化，它让我们生活得更滋润、更生动、更饱满，使有限的人生得到无限的拓展。它能将人生的磨难永远作艺术化或哲学化的关照，将其变为丰富自己、激励自己的机会，从而使自己生活得超迈而乐观。人生因为阅历而幸福，生活因有文学而丰富。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文轩先生给文学下过这样的定义：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在人类的整个文明进程中，文学在帮助人类建立道义感方面，是有巨大的功劳的。文学有一个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对人类情感的作用。另外，文学对情调的培养也有较大的功劳。人类有情调，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而成为高贵的动物。人类一有了情调，这个物质的生物的世界从此似乎变了，变得有说不尽的或不可言传的妙处。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物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人类日后是无法抛弃文学的，除非人类一定要作践自己。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就这样说过：“若干年后，中国人必须讨论如何提高文学兴趣？”对两位前辈的论述我深有感触。因为在我担任校报文学版编辑的近十年的时间里，与学生之间以文学样式为载体，进行心灵对话，努力实践着我的“用文学的沃土丰腴大学生的心灵，促其成长，助其成才”的理想。至今为止，我不能断定在这种实践中，心灵得到了这种滋养的大学生到底有几百甚或几千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学为人生”这个观念已深入学生之心。而且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逐渐丰厚，他们就更加注重以文学的样式表达自己——生活中的苦闷、愉悦和感悟。这样的氛围在逐渐浓烈，熏染着一个群体。让我们的大学生活过得更像个生活的样子。“文学，让我的生活多姿多彩！”这是来自2004级外语系的声音。
　　青春是妩媚的，也是短暂的。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令人难忘的。正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们，心灵需要文学的滋养。你们在求学期间，经历的一切，包括学业上的追求，感情上的苦闷徘徊，人际关系的亲疏处理，都是真真切切地呈现于眼前的棘手问题。离乡几千里，远离了父母亲朋的时时叮咛与呵护，不谙世事的心灵是脆弱易伤的。一旦出现了情绪上的波动，需要长辈的细心关爱与扶持。当然，还有很多一部分人愿意将心情诉诸笔端，倾吐自己的心声。也许，有人是锁进自己的日记本里，有人则愿意把它们公诸于众，与大家共勉。那么，我所主编的文学版，就成为了这部分人表达情感、抒发感悟的较为方便又恰当的载体。在这八年之中，我收到了几千件作品——诗歌、散文、微型小说等等。我把这些称作是“来自同学们心海的消息”。这些消息里有豪情壮志，有追求希望；有友谊和爱的喜悦，有失恋的苦闷徘徊；有旧友的温馨回忆，有新朋的相识相知；有人生的反思和感悟……这些都是大学生活的真实反映。所以，每当我捧读这些或滚烫、或温馨；或热烈、或散淡的心灵颤音时，便产生了与之进行交流的冲动。于是就很自然地利用编辑的工作之便，在每一期中加发了编者的话。这些东西成为我作为一名教师、一个长辈，更是一个朋友，与大学生们进行未曾谋面的心与心的交流的最好方式。而一经刊载出来，它所影响的不只是投稿的“这一个”，而是两个、一群、甚或是全体在校生。这个影响是很广泛的，也就是说我与一个投稿人的对话内容可以与大家共享，可以起到引起共鸣，使更多与之有同类感受的人发出“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慨叹！九九级的一位女生就曾经这样对我说：“老师，你的心其实跟我们挺接近的。”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道：“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日本有岛武郎谈到自己的创作态度时，指出：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同样，大学生们用自己还稍嫌稚嫩的心灵之笔抒写出来的各种样式的作品，是他们灵魂深处各种思想活动的折射，一旦我们透过纸面抓住了蕴涵其中的东西，我们就会有所收获。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对话，就不是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之间单纯文学写作上的交流，而应当上升为心与心、灵魂与灵魂的对话。如果一个长者以自己的知识储备，以自己的较为成熟的思想和世界观，去与之对话，给予有益的劝慰引导，就是引领学生走上一条健康的心理成长之路，使他们不至于在苦闷中走向迷惘，走向颓废甚至绝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工作是神圣和崇高的。
　　学过文学史的人都应该了解这个事实：被史册记载下来，为后人经久传诵下来的大多数作品，都真实地传达出人们内心强烈的感伤情绪。如果说我们在唐诗里更多地读到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式的悲壮，那么在宋词中“大江东去”式的豪迈是不多见的。我们读到的多是或描写家破国亡的“寻寻觅觅”“怎一个愁字了得”；或描写男女相思、生离死别之苦的“衣带渐宽终不悔”“杨柳岸晓风残月”；或是抒写乡愁羁旅的“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也不乏落第才子“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狂荡与无奈。即使像辛弃疾这样的主战派大将也未免“更能消几番风雨”“休去倚危栏”的慨叹。谢桃坊在谈到宋词的时代文学意义时就曾指出：宋词实际上是宋人的抒情诗。众多的词人真诚地抒写了个人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他们创作时并无“经国”与“传世”的奢望，更未考虑到政治教化的作用，只是单纯的艺术与情感的需要。如果我们将宋词视作一个整体时，它的时代特色总是异常地鲜明，而且有难以想象的特殊感染力。读此论断，我倍感亲切和自豪，获得了一种与名家所见略同之感。名家说出了我无名小卒在内心呼喊而不敢明说的见解。就像我平日里特别喜欢来自学生们心灵的苦痛的哀音（思索的本身就是苦痛的），而不十分喜读那些狂热的理想的呐喊（其实很多时候并非他们内心的真实声音）。我阅读这样的来稿，总是心里不很踏实。当然我并非反对青年的豪气甚至是激进，只是想让他们更切实一点。宋词兴盛的时代是距离我们很久远的，但无论何时，它依然给我们以震撼，因为真正的文学写的本应该是那些人类永恒的东西。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晚年时就是在宋词中寻求精神的安慰。他曾说：“我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拿什么事消遣呢？我桌子上和枕边摆着一部汲古阁的《宋六十家词》，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斋词》，一部朱古微刻的《彊村丛书》。除却我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侣……我在伤心的时节寻些消遣，我想无论何人也该和我表点同情。”梁启超为了摆脱精神的苦闷，之所以忽然对宋词发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宋词可以给他以感情的安慰。他深信：“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梁先生所说的超科学恐怕指的就是要用文学来解决情感方面的问题。而在先生而言，这文学又主要是取宋词。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它超越了时空的界限，绵延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人们的生命中。正像李大钊在《今》中所言：“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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