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左传》叙事手法对古典小说的影响
作者：沈娜娜 李 超
我国传统的史传文学，分编年体、纪传体两类，其叙事结构均有时间、环境、人物、事件等几个要素构成。其中编年体史传在整个史传文学中占有主流的位置，《左传》正是这浩浩觞觞洪流中的一支。编年体史传是集中在以年月日为维度展开事件记叙，时间的表述非常清晰，这在作为史传文学源头之一的《左传》有着鲜明而成熟的表现，在战争故事的叙事中也尤为明显。
在僖公二十八年记叙的城濮之战中作者虽然是在写战争前的酝酿准备过程，但却有明确的以时间推移记事，在开头即时间提示语“二十八年有春，晋侯侵曹”，又写“三月丙午”，既而又写“夏四月己巳”，“五岳癸丑”“六月”“冬”，又写到“二十八年春……”，晋伐曹伐卫直到“夏四月戊辰”即鲁僖公二十八年的夏天，晋宋齐秦会于城濮之战，到战争胜利最后一段描写中“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五月丙午”，“丁未”，“已酉”，“癸亥”[1]，短短的一段战争后续故事的描写中时间词出现之密集，作者似乎是在随时警示着事件发生的时间，使故事的时间感非常强烈。又如在《秦晋韩之战》中，段首多为时间词“九月”“壬戌”“十月”“是岁”[2]；《秦晋淆之战》，起头即“冬”，又写“庚辰”[3]；《晋楚鄢陵之战》，虽句首未有时间词，但首段末尾是“戊寅，晋师起”[4]，即成公十六年，晋国要攻打楚国了。
作为史传文学的《左传》对时间的明确而细致的记载是理所当然的，是为求得令人信服的史学价值，然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对于事件发生时间的强调这点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本身即历史题材的小说，以撰辑或补写历史为写作内容，本身就跟正史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三国演义》书中处处都有准确的记年。小说自“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衡温德殿”，“中平六年夏四月灵帝病笃”叙起，直至“宝鼎元年司马炎降孙皓归一统”，整部书时间线索及其清晰明了，一轴而终。《水浒传》在作品第一回作者就交待明了时间，“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佑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此后，从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直到徽宗皇帝，一朝一代记下来，纹丝不乱。
在虚构情节的小说类作品中这一点也被作者重视，作者可以完全不必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但他们仍旧念念不忘在篇首表明朝代年号。神魔小说《西游记》中表明“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正元贞观，已登基十三年，岁在已巳”；武侠公案小说《三侠五义》的开头即是：“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又至中宗……”；《施公案》的开头则是：“清康熙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才学小说《镜花缘》所描述的是唐中宗时期，故事发生在武太后“自中宗嗣圣元年甲申即位”以后。
明代人情小说《金瓶梅》即使是描写家庭市井生活的长篇，其时间感也是相当的强烈。以至于第一评点人张竹坡就曾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的读法》中将《金瓶梅》比作“一部《史记》”：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梅》中亦有时日也，开口之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儿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丙酉，……，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日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年某日某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挨去，……，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5]
同样是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红楼梦》似乎采取的是架空历史的写法，然而作者在篇首即写“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可考”，“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是假借‘汉’‘唐’的名色”。这是在小说第一回作者就借道人之口道明，表示自己已经早早就考虑小说的朝代时间问题。
如果说长篇小说不足以证明的话，短篇小说也同样如此。《搜神记·王墓》也是在开篇“楚干将莫邪”，“楚”字即是点明时间的词；《东海孝妇》又是用的“汉时”的开篇语；唐人小说《柳毅传》有“元和十三年春”；《虬髯客传》中有“贞观年间”这样的时间语汇；明朝冯梦龙的短篇小说《三言二拍》中这一点同样明显。如《沈晓霞相会出师表》：“闲向书斋阅古今……话说国朝嘉靖年间，圣人在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有户部官奏准……”；《灌园叟晚逢仙女》：“连宵风雨闭柴门……这首诗为惜花而作。昔唐时有一处士姓崔……。”类于这样的例子在古典小说里举不枚举。因而，在作品中明确表明朝代年号是很多小说家习惯的一种表达格式。
《左传》中重时间刻度的昭示与古典小说家重视这一点不是巧合的，正如前面所述渊源极深。
班固最早给小说的明确定义决定几千年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之后的文学发展中，小说始终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直至清乾隆中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
叙其流派，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锁语也……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6]
石昌渝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时说：
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史传孕育了小说文体。在小说自成一体后，在它的漫长成长过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营养。[7]
可见我国古代小说自产生开始，就与史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小说在被记入史册开始直到古典时代末，大凡内容都是无干天下事的，多为娱乐性质的一种文体。因此石昌渝先生又说：
传统的观念瞧不起小说，就在它视小说为无稽之言，而小说家偏偏要与史传认宗叙谱，在叙述的时候总要故事和人物是生活中实有。[8]
因而小说师法史学，攀附史学以提高身价。并且大多古典小说创作者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讲究的是立功、立德、立言，他们潜在的都有着提供小说地位的愿望和要求，而立言莫过于记史，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傍于史学传记成为小说家的首选。
这种创作习惯使我国的古典小说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以致稗官野史与正史常常交错辉映，无分彼此，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风貌与审美。这正是得益于《左传》这一类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厚哺育。
参考书目：
[1][2][3][4]先秦 左丘明著李维奇等注 《左传》岳麓书社出版 2001年1月第1版 P171-180，P135，P186，P326
[5]转引 孙绿怡 《<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4月1版P77
[6]转引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1版P2-3
[7][8]石昌渝《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7月1版P35，P39
清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1月第1版
明 罗贯中 《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月1版
明 施耐庵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9月1版
明 吴承恩 《西游记》岳麓书社出版 2001年9月1版
清 李汝珍张友鹤校注 《镜花缘》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12月5版
晋 干宝注黄涤明注释 《搜神记》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1月1版
明 《施公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
清 石玉昆 《三侠五义》知识出版社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月1版
沈娜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李超，湖北广水一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