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鲁迅思想与《药》主题解读
作者：王昆仑
人教版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小说单元中有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药》。对于《药》的主题思想，高中教材教参上的观点普遍认为，小说通过华老栓、夏瑜形象的描写，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和愚弄人民的反动本质，充分暴露统治者镇压革命的狰狞嘴脸，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脱离群众，革命不彻底的错误，唤醒人们觉悟起来，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要对主题有深刻地理解，就必须对作者及写作背景作深入研究，《药》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写的一篇小说，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到底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把《药》的主题说成“更重要的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者“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脱离群众”，这种说法带有观念性，是对鲁迅先生的思想不了解所致，因而显得牵强和武断，有“强加于文”之嫌。文本的解读是对文本的重新认识，这里面自然有解读者自己的认识在内，但文本的解读必须最大限度地尊重作者的原意，要联系作者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认真结合作者的经历、思想等。因此，对文本主题思想的解读，必须深刻理解作者的思想（虽然这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药》是如此，鲁迅先生的其他作品是如此，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是如此。
二、浅谈鲁迅思想的核心及复调性
人都是社会的人，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则受身世、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鲁迅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与自幼的家庭变故、少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日本留学时西方思潮的熏染等有着密切关系。“有谁从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伤害，不可忽视的影响了鲁迅以后的对人世凉薄的认识，他虽然极度孝顺母亲，但母子间思想的距离和奉母命成婚，也是鲁迅心中难以摆脱的一个阴影，影响了鲁迅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这一认识在先生的作品《药》中有深刻体现。虽然传统文化在鲁迅身上烙下明显的印痕，其思想的个性、文章的风骨都与他熟悉的魏晋文化密切相关，但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吃人”性是极度厌恶和彻底批判的。南京时期对进化论的接受，日本期间尼采等思想家的影响，使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逐渐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思想：立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灯下漫笔》）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异常深刻的，他立足于个体存在的意义，对于一切桎梏个体的外在束缚物给予犀锐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心理性格方面种种病态。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要把国民从“吃人”封建传统文化的中解放出来，摆脱奴性，成为现代意义上独立的人。所以说“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
鲁迅先生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以鲁迅先生像战士一样，举起笔的枪，向封建传统奴性文化中投去。这是启蒙者战斗的热情，但鲁迅先生面对的又是怎样的一个环境呢？“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鲁迅：《<呐喊>自序》）。解读鲁迅先生的文本，不可忽视鲁迅的思想的核心以及体现在文本中的“复调”情绪。
明白了这两点，我们就清楚鲁迅先生批判封建传统、控诉封建制度的罪恶只是一种手段，最终价值指向还是“立人”；虽然鲁迅先生是义无反顾地批判封建传统，要通过启蒙使“人”独立，但他对启蒙的前途可以说一直是矛盾的，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听将令”、“不恤用了曲笔”说明鲁迅的写作是矛盾的，积极、消极两种声音都存在于鲁迅的思想中，即便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也是用省略号而不是感叹号。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在回忆鲁迅的时候说“鲁迅先生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尤其对于中国，似乎都很悲观。他在序文里说，《药》的后面无端加上一个花圈，不是他自己的本意。大概他以为人们还要一辈子发昏下去，革命元勋的坟上是决不会有人去放花圈的。”（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
三、鲁迅思想在文本《药》中的体现
从鲁迅的思想看《药》的原意是描绘辛亥革命之前清末封建社会的现实，封建势力猖獗，人民群众在封建势力重压之下处于麻木落后，不觉悟的精神状态，他们不懂得反抗自救，不理解革命者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目标是什么，更谈不上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一句话，《药》暴露了人民群众在封建压迫下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呼吁寻找唤醒他们的“药方”。这就回到鲁迅先生思想的核心“立人”上来，鲁迅写作的目的还是“立人”，使华老栓们从奴性文化中独立出来，使夏瑜们的血不再白流，使人与人之间“吃”与“被吃”、“看”与“被看”的隔膜消失。但鲁迅对这种“立人”的前途又是茫然的，革命者的流血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理解。在药的最后用“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也是鲁迅“复调”情绪的真切表现。
《药》写于五四运动的前夕，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八年，但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与以前那个“吃人”的社会没什么两样。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肯定也是有反思的，是否从思想上认识到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性呢？我们也许已无从知道，但我们可以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分析一下。现在看来，前期新文化运动局限性之一就是由于阶级和思想的局限导致的没有对工农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作为新文化运动前期闯将的鲁迅也或多或少的脱离了群众，他在《药》一系列作品中都着力渲染大众与启蒙者之间的隔膜，大众对启蒙的拒绝是由于其不觉悟，鲁迅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看到大众身上存在的问题，而没有反思自身的启蒙方式问题，《故乡》中的“我”对闰土的现状的无能为力；《祝福》中的“我”对祥林嫂问题的一句“说不清”的推诿；还有《阿Q正传》《孔乙己》等其他作品中未出现的“我”都是冷眼但不怜悯地看阿Q们赤裸裸的悲剧，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鲁迅还没有认识到启蒙方式的问题。
因此鲁迅在《药》中对有着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精神，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的夏瑜予以肯定，没有丝毫的批判——一个被囚在牢中尚且劝“牢头”造反的革命者，难以想象他平时没有做宣传鼓动工作，与其说“革命者没有发动群众”，毋宁说“群众难以发动起来”，甚至是“发而不动”更为确切些——而是集中表现群众怎样对待革命和革命者。“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孙伏园：《谈〈药〉——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在这里把批判的矛头给了不觉悟的群众，而不是流血的夏瑜们，可见《药》在主观上并没有反映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性，文本只是客观上反映了这一问题，这是文本的潜在内涵，潜在内涵又超越了作者的思想，但潜在内涵决不代表作者的思想。一般解读强调对封建制度的“控诉”，对革命者脱离群众的“批判”，没有最大限度的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没有看到鲁迅的真正用意是在使群众摆脱愚昧，真正的独立起来，而且“批判”一词使得“脱离群众性”似乎是鲁迅先生的思想，也是极不妥的。因此，对《药》的解读，必须全面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
王昆仑，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