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王安忆与张爱玲笔下的城市主题
作者：倪 新
无论是张爱玲还是王安忆，生活、爱情、婚姻永远是她们所关注的焦点，两人笔下的故事感情细腻，回味悠长，与那些开天辟地，建功立业的故事相比而言，不能不言之为小故事。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平凡小事，即像一面放大镜，不管生活有多少美丽和瑕疪，都能照得一清二楚，不能加以丝毫的掩饰。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用两个男人相似的故事，揭示性力再遭到压抑乃至屈辱的同时，意味着生命也承受了同样的污辱。当人和社会再用假道德去玷辱、嘲笑、压抑性力时，人的生命便濒临干涸，最后成为一堆人生香灰，一个筑在土地上的香屑坟。作者在同情的背后充满了对禁欲的怒斥，揭露了禁欲教育对人的生命的摧残，作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揭露了社会的丑恶面。又如《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描写王琦瑶的大半生来展开故事情节，一个个的小故事组合起来展现了一个色彩明丽的女性温馨天地。
三、同中有异的“叙述策略”
“王安忆为改变自己审美的‘自我倾诉’路数，把‘创造存在物’作为创作追求。她觉得要达到‘创造存在物’的目的，依靠个人经验和认识毕竟有限，于是开始了对‘叙述策略’的探索。”[7]“她提出了创作‘四不要’原则：‘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特殊性’，以完备好的‘叙述策略’。”[8]在《长恨歌》里，王琦瑶这个人物，就是通过作者慢慢悠悠、絮絮叨叨地叙述走到面前的。她是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生活得琐琐碎碎，平平淡淡，偶尔参加个“上海小姐”评选，时代风雨也淋不到她身上。平淡的叙述之中夹杂着精彩、精辟的比喻，抒情和分析式的语言填塞了叙述的间隙，缓解了缓慢发展的故事情节所导致的沉闷，可以说《长恨歌》这部小说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王安忆在《长恨歌》善用“是……的”句型，这也是她叙述策略中的一种叙述模式，用这种模式把平常的东西创造成为另一种存在，如“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流言是黄梅天的雨，虽然不暴烈，却是连空气都湿透了”。作者对“上海”“流言”用“是……的”句型给了它又一重定义，使读者眼中的上海不仅是一个城市，更是一个性感的女人，流言四处飞就如黄梅雨渗透了空气，不暴烈却无法让人躲避，在《长恨歌》作品中，作者的语言极富特色和诱惑力。王安忆“平实”的叙述功力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她能把常态的东西创造成为另一种存在，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8]在一定意义上说，“艺术掌握即情感掌握”[9]在小说中，张爱玲甩开一般女作家惯用的“直叙法”的创作模式，绝不直接显露出大江奔腾或小溪潺潺的情感流，而采用隐叙法的情感表现方式，把作品人物的情感。如《倾城之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一种苍凉的意味便在小说中弥漫、拓展、延伸开来。情节的组织、人物的设置、细节的处理，与作者的人生观、审美观、情绪个性是有着联系的，张爱玲生活经历决定了她作品的风格、基调。时代的变迁，家境的败落和不幸的童年，使她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并由此产生了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决定了她沉默、孤僻、冷淡、不趋时的性格，同时也决定了张爱玲小说的底色——苍凉。
张爱玲这种“隐叙法”不直言情而暗含着情，留给读者无穷的回味余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王安忆也是用“隐叙法”来描写人物内心的复杂心情。
对于整个女性文学而言，王安忆与张爱玲两位作家的创作融百花而又自成一体，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学习的。
注释：
[1]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见《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时代文艺出版社
[2][3][4][5]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5年出版
[6]《张爱玲的情感美学意识》吴敏转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5期
[7][8]《作家的语言》盛英转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9]《文艺理论》1995年第5期城锡华《艺术掌握即情感掌握》
倪新，武汉商业服务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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