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文学与献祭——福楼拜、康拉德及卡夫卡
作者：徐红霞
从人类学上说，“献祭与祈祷是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人与神进行交际和交通的行为方式，表现了人对神的感情和态度……献祭和祈祷乃是对神灵依赖感和敬畏感等宗教感情的行为表现。信仰者通过这样的宗教行为与其所信仰的神圣对象打交道，求得神的帮助来达到和满足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献祭是用物质性的供品来换取神灵的帮助和恩赐。”[1]这种“物质性的供品”在古代常常指牛或者羊。福雷泽在研究古埃及的奥锡利斯神话时指出：“她（奥锡利斯的妻子伊希思）鼓动他们（祭司）把尸体（奥锡利斯的尸体）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把奥锡利斯当作神来敬奉。她还要求他们献出他们国家的一种野兽，不论哪种都可以，在野兽活着时就崇敬它，像他们从前敬奉奥锡利斯一样，等野兽死后，就像对奥锡利斯一样把它埋葬……有两头神牛，一个叫阿庇斯，一个叫姆涅维斯，也是献给奥锡利斯的。又命令说所有的埃及人都要把这两头牛当作神来供奉，一切这种动物在所有其他动物之上，帮助了五谷的发现者播种并取得农业的普遍利益。”[2]祭品不仅用动物来充当，处于远古时代野蛮的人们甚至用活人来献祭。福雷泽考察了埃及奥锡利斯和挪威王黑脸哈弗顿等神话之后发现：“这些传说表明一个广泛流行的做法，肢解国王或术士的躯体，把碎快埋在国内不同的地方，以保证土壤增产，也许还保证人畜兴旺。”[3]
费尔巴哈是这样来论说献祭的性质和目的的：
献祭的根源就是依赖感——恐惧、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对于所犯罪行的良心上的咎责，而献祭的结果，目的则是自我感——自信、满意、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4]
我们可以发现，最初的“献祭”只是为了粮食的丰产和人类的兴旺，但是到了后来，“献祭”也担当着洗涤人类罪孽的功能，从而取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幸福。
福雷泽在研究狄奥尼索斯神话时还发现了献祭中的一个悖论，这也导致了我们后面要说的对于“牺牲”或者“替罪羊”的相互矛盾的态度。狄奥尼索斯既是公牛神也是山羊神。在希腊神话中，要用山羊来献祭狄奥尼索斯的理由是山羊伤害了葡萄（狄奥尼索斯又是葡萄树的人格化），这是对山羊所犯罪行的惩罚。“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宰杀一个神用来献祭这个神，因为他是他自己的敌人。由于神享用奉献给他的祭品，因而当祭品是神的旧我时，神享用的就是他自己的血肉。”[5]我们可以看出：在用来献祭的“羊”身上体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统一：它既是它自己，又是它的敌人；它既是有罪之身，又是神圣的祭品；它用自己的血来祭祀自己。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替罪羊或者是“Pharmakos”的功能体现边界的标志或者是对立的原则，“因为他或者是她既是团体的一员又是一个被放逐者，是摄入的疗救又是流放的毒药，既是神圣的，又是有罪的被告”。[6]
我在这篇文章中要讨论的是福楼拜对于“替罪羊”主题的探索对康拉德小说的影响；福楼拜对于艺术的态度——将艺术家看成是替罪羊或者将写作看成“献祭”——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
二
Andrew Mozina在其论著《约瑟夫康拉德和“献祭”的艺术》（Joseph Conrad and the art of Sacrifice）一书中指出：“康拉德背叛了他父母的献祭的价值观：不是成为一个波兰民族独立的殉道者，而是成了一个艺术的殉道者。福楼拜也是一个艺术的殉道者，亨利詹姆斯通过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中的Hyacinth Robinson这个人物描绘了作为替罪羊的艺术家形象。卡夫卡在故事《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里也如此……对于福楼拜来说，他‘只有唯一的一个原则：牺牲一切为了艺术。’”[7]
这段话很清楚的道出了福楼拜、卡夫卡、康拉德三位作家对艺术的共同态度。
福楼拜在当医生的父亲的外科器械的环境中长大，他喜欢用一些医学的隐喻来描述他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但是说到与艺术本身的关系时，他的隐喻便倾向于宗教的献祭：“我们应该用艺术的基督来治疗这个麻风病。”[8]他的想象力通常也是充满暴力和更原始血腥的献祭的观念：“艺术就像犹太教的上帝，吞咽着祭品。所以你必须把自己撕成碎片，禁止你的肉欲。”[9]说到他自己的写作，“（写作）它是一个永久的献祭，我要把自己放在（艺术的）高品位的祭坛上焚烧”。[10]
康拉德和福楼拜两位作家在写作态度上很相似，他们对文学的追求就像对祭祀品的要求一样完美，这是献给上帝的礼品，不能有半点瑕疵。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下笔完全准确，艺术家应该像科学家一样追求真理。“（康拉德）准确的描绘他看到的，使他的词句，如同洗擦过的甲板，找不到缺点，不期望回报，而只让同事们对你保持内心的尊重。”[11]而福楼拜在教莫泊桑写作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描写一个事物只能用一个名词来称呼，只能用一个动词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形容词描绘。
福楼拜的《萨朗波》是以古代的迦太基为背景的，代表着异教的价值观，他说：“我鄙视现代专政，因为它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愚蠢、软弱和对自身的恐惧，但是我对古代专政有一种狂热的崇拜，我认为它是人类最美的证明。”[12]福楼拜极度迷恋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尤其是热带的东方，“他们令我憧憬，犹如古人令我憧憬”。1849年他游历了埃及、耶路撒冷、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回来之后还深情回忆到：“将来我很想再到东方，住在那边，死在那边。……”与此相同的是康拉德从十五岁开始就想当水手，他喜欢神秘莫测的海洋，喜欢热带丛林，喜欢异域风光，喜欢各种肤色的人群，他是一个冒险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康拉德从福楼拜那里继承了艺术家作为替罪羊的观念。他常常把自己比作福楼拜小说《萨朗波》里的主人公——马道Matho，尤其是Matho最后在迦太基的街道上被献祭。在他短篇小说《艾米福斯特》中表达了他对献祭的恐惧，扬柯最终无法适应新的社会，他的妻子艾米福斯特抛弃了他，他死去了。我们只要考察康拉德的身世就会清楚的认识到他何以对“替罪羊”或者说“献祭”如此感兴趣。康拉德出生于波兰南部当时沙俄统治下的别尔吉切夫，童年生活十分不幸，父亲因为参加民族独立运动遭到流放，母亲带着孩子前往流放地，三年后死在那里，五年之后，父亲带着他迁往克拉科夫，他的父亲就死在那里。双亲死去之后他开始到处流浪，来到法国马赛当海员，又去了英国当水手，他的足迹遍及南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澳大利亚、非洲。波兰屡次被瓜分、被强国蹂躏的命运、父母为了民族独立而献身的壮举、自身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经历等等，都使他对宗教上的“替罪羊”的内蕴产生了深刻的认同感。祖国、父母、自己都是替罪羊，只不过父母为了民族独立而牺牲，他为了艺术而献身。
“替罪羊”这个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他在一封信中承认了《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受到了福楼拜的《萨朗波》的影响。[13]Yves Hervouet 列举了两部小说的诸多相似点：巴比伦人和水仙号上的船员头脑简单、粗暴、迷信的天性；迦太基人将儿童献祭以求得雨水的方式和用黑水手怀特的死带来风的方式；唐庚（Dokin）与司攀笛（Spendius）煽动性的话语……Yves Hervouet建议我们对两部小说的主题进行仔细的对比，这样我们能更好的理解《水仙号上的黑水手》。《萨朗波》表达的是异教的价值观。相比之下，《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小说——一部分是《萨朗波》的世界观，一部分却又很具有现代性。Andrew Mozina认为唐庚这个人物在体力上的极度虚弱，在智力上却极度开化的现象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转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