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李煜后期词的感伤色彩
作者：赵晶晶
一、感伤色彩与佛教思想
李煜有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和强烈的思想矛盾，李煜的一生有着太多的困惑，困惑使他百思不得其解，激起了他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探究。所以他想要找到一种能自我解脱思想矛盾的方法，那就是当时正在盛行的佛教思想，李煜对此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禅宗的适宜人生哲学，宁静淡泊的心境，在世俗的琐事不能顺心遂意，而使自己感到痛苦压抑时，很愿意到佛教那里寻找一份心灵的宁静与轻松。
悲剧的人生促使了李煜的佛教信仰，而佛教思想又反过来对其人生与创作带来了影响。李煜在词作中表现的那种空幻感和悲苦感，即是他有关人生的切实体验，也是词人从佛教教义出发的对人类普遍存在状态和意义的关注与探索，急于摆脱人生困绕的李煜追求的也不过是这种终极境界。在其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寻寻觅觅的足迹。作为一位乱世弱主，李煜担负着沉重的有国者之忧，作为一名天才的艺术家，他不断思索着人生的困惑与解脱的途径。作为一位地位尊容极至的帝王，他不能也不想放弃眼前的荣华富贵，作为一名忠实的佛教信徒，他也就不知不觉地将其教义贯彻到其人生与创作实践中去了。那淡淡的离愁，深深的哀思，刻骨铭心的悲伤，都是李煜诗词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感情主线。但是，李煜又可以在创伤痛楚之余，渗透着佛教的精髓，那就是他所萌发的对人生的悲观的思想体系，也透露了李煜作为普通人人格以外的那种博大的情怀。因此，李煜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愁苦和离恨，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情绪和感触，更是用血泪书写成的不朽的生命之作，正因为反映了人类悲悯的深刻普遍性，所以，才得以在历代读者的心目中产生巨大的共鸣。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则是出于家庭的影响，二则是由于国事的衰危，三则是因为个人性格和经历的缘故。深远的家庭宗教信仰对李煜的影响，已见于上文所述。至于国事的衰危给李煜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李煜即后主位之日，正是宋王朝建国之时。李煜在位15年，南唐皆对宋称臣。尽管如此，来自宋朝的威胁依然日甚一日。在这种困苦的政局和忧患的心理背景下，李煜期求借佛教以为麻痹和排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对此，李煜曾自剖心迹曰：“孤平生喜耽禅学，世味澹如也。先帝弃代时，冢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怀。自割江以来，屈身中朝，常恐获罪，每想脱屣，顾无计耳。”这段自述应该是发自肺腑，真实可信的。至于个性与经历，也不可忽视。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直率任性，不善机诈，其父辈们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害的景象令他对政治颇为厌恶，而生活中爱妻的早逝、幼子的夭折、兄弟的分离等等，也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感情打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这也是促使他信奉佛教以求解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李煜既如此信奉佛教，那么对他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深有影响。
二、感伤色彩与悲观情绪
我国近代的著名评论家王国维评论李煜的词作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1]指出了李煜词对“花间词”以及前辈词人的突破，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他后期的词作所写的感时怀旧，别恨离愁的作品，是很让历代所称道的，这不仅是因为李煜大胆的冲破传统的创作范围的束缚，打破了花间词派的藩篱。更因为他的词作中所透露出来的浓郁的感伤主义和悲观的色彩，始终贯穿着李煜的一生。李煜的这种思想矛盾，是与国家的沦亡和家庭的衰败分不开的，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作品中看得出这种思想矛盾，即使在对欢乐生活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直接或间接的看到。正如李煜的《玉楼春》中所说的一样：“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宾娥鱼贯列。”“醉拍阑干情味切”。李煜还表现出了“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月夜，”而是宴饮歌舞的狂欢快乐之余，想要过的一种清净自然的隐逸般的闲适的生活。李煜并不愿意沉醉于那种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所谓的快乐的生活之中，他向往皇宫外的大自然，他就像一只锁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渴望外界的自由，快乐，幸福，这是李煜对森严的封建统治阶层思想的无可奈何的叛逆性心理。但是他作为一位在深宫里长大的贵族阶层，他不可能这样做。他毕竟有一个像南唐这样的小王朝，他是一国之主，他是一邦之君。所以，他只能把他这种思想矛盾流露于他的作品之中。
其实，细究起来，南唐词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过是一段风月，一番人情，无疑所有的艺术都是作家心灵世界的展现，他们笔下的每一个文字，每一个句读都表现着心灵深处的苦乐忧患和人生的成败悲欢。他那一系列不可解读的梦想，他对故国明月，山川的无时不在的牵挂，对亡国之君，戴罪之臣身份的一刻不敢忘怀，苦难意识和命运感，以及绝望和反抗的双重变奏交织于内心世界，使他的心灵王国呈现出一派景象，也使他的艺术之宫里挂满了无数不泄光环。正是由于这些经历，才使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了质的变化，也使李煜的诗词创作艺术性有了飞跃性的提高。特殊的生活经历，直接刺激着他的灵魂，也影响着他的思想，这些都寄托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之中，并一一表现出来。
李煜词笼罩着悲剧意识，他的愁情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虽然表现了丰富感性生命，然而他的冲击和抗争是软弱的。他的悲剧显得狭隘，就无法激起广泛的共鸣，悲剧的力量也便软弱了。李煜词悲剧感及其展现的深沉力量在于他词中的仇苦与忧愤，不仅仅是对个人不幸机遇的哭泣，而且对整个家业，整个国家的沦落的呼号和垂泪。王国维说：“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2]
李煜的后期可以说是一生中多灾多难的最不幸的历史时期，也是创作诗词的艺术成就最辉煌的时期。特别是南唐亡国的深悲巨痛一直震撼刺激着李煜的心灵，他身为俘虏，蒙受着家国俱亡，苟且偷生的奇耻大辱，他常常以泪洗面，以血作词，在他的词中几乎没有一处不是在追怀故国的往事。他一往情深，书写着自身的处境，哀伤不已，充分表达出了国破家亡后的巨大悲痛和无穷的悔恨。所以，后来有人评说李煜的词作是：“以后主之词，真可谓以血书写也。”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浓厚的感伤主义和悲观色彩的倾向，这些反映在李煜的作品中，尤为明显的表现了出来。例如他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燕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子夜歌》写到：“人生愁恨何时免，消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这种对以前美好事物匆匆失去以后的切肤之痛。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就是那首传诵至今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在词作《浪淘沙》中写到：“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种对故国江山的怀恋，更是表现得尤为深切。这种深深的怀恋中，充满着悔恨，流露出悲愤，寄托着深深的哀愁，这种感情的复杂性就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沉郁凄凉，是离愁，然而又不是离愁，国破家亡的阶下囚，此时能道出难言之隐吗？只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3]李煜以落花自况，借离愁遣愁，是他不得已之处！正是由于李煜心中充满了那种感伤色彩和悲观情绪，才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那种离愁情绪。
李煜作为一位在南唐后期自成一家的词人，在我国词坛创下了伟大的奇迹。他的那种感伤主义色彩和悲观情绪、那种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展现，都让我们赞叹不已。同时这也使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词风享誉词坛。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历史长河中永放光彩。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 济南齐鲁书社 第198页
[2]李行健《中国语文知识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一版117页
[3]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 北京 中华书局305页
赵晶晶，河南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