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作者:周国强




  《长恨歌》是白居易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在当时及对后世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白居易好友陈鸿感白之《长恨歌》,作传奇《长恨歌传》,与《长恨歌》一起成为唐代有关李、杨爱情故事的“双璧”。元代白朴和清代洪昇据此创作了《梧桐雨》和《长生殿》,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取向,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揭露统治阶级荒淫误国的“讽喻说”;有歌颂李杨真挚感情的“爱情说”;有对玄宗批判与同情并存、惋惜与讽喻兼有的“双重主题说”;有认为白居易世界观有矛盾,原想“惩尤物,窒乱阶”,但在具体描写中却逐渐地对李杨爱情产生同情的“主题转移说”。我认为,作者对其所描绘的李杨爱情故事的主题取向是持批判态度的。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时任周至县尉,暇日与陈鸿、周质夫游仙游寺,言及天宝年间李杨情事,相与感叹。关于《长恨歌》之创作意图,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说得很清楚,即有感于玄宗之溺于声色及杨贵妃之恃宠贵幸酿成马嵬之变,“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意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里白氏之于杨妃,态度虽不乏女人祸水之嫌,然对玄宗荒淫误国并引以后世君主为戒的意图则十分明显。
  从作品本身看,前半部分,作者浓墨重彩描绘了一幅幅李、杨恣情放纵的场面。作品开篇指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点睛之笔!由思“倾国”乃至“国倾”,可见重色、求色、乃至溺于声色,正是导致李、杨悲剧和安史之祸的根源。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出于“君讳”的考虑,作者对某些情节作了艺术化处理。如“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载:
  (玉环)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武惠妃生)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言妃(玉环)资质天庭,宜冲掖庭,遂召内(纳)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道士),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玄宗》: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纳)太真宫中。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好像是说,有人进言,玄宗方识玉环,为达到目的,先将其于宫中出家,待为寿王娶韦昭训女后,玉环始得幸。其实不然,据唐朝史学家杜佑《通典》卷一二九《开元礼纂类》,“亲王纳妃”程序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册妃、迎亲、同牢、妃朝见、婚会、妇人礼会、飨丈夫送者和飨妇人送者。其中有“妃朝见”仪式,具体过程是:“皇帝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妃奉笲枣栗,司宾引妃入立于庭,北面,妃再拜。司宾引妃升自西阶,进,北面跪奠于皇帝前,兴。皇帝抚之……司宾引妃出,遂诣皇后所御之殿,立于阁外,奉笲腶脩……皇后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司宾引妃入立于庭,北面再拜。司宾引妃升自西阶,进,北面跪奠于皇后前,兴。皇后抚之……”由此可见,最迟在李瑁与杨玉环举行结婚典礼的过程中,唐玄宗已认识了这位儿媳,并有机会获得近距离的“御览”。况且,李瑁的生母是武惠妃。开元十二年(724年),王皇后因故被废死,武惠妃受宠,唐玄宗一度想立她为皇后,玄宗对寿王也“钟爱非诸子所比”。既然寿王母子曾拥有这么特殊的地位,那么他和杨玉环就比一般的皇亲国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玄宗的眷顾。纵使武惠妃死后,玄宗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对于皇帝老子娶自己的儿媳妇这样的“大恶”,又有谁敢察言观色,大胆进言呢?恐怕只有皇上他自己!耐人寻味的是,玄宗“思倾国”、御宇求色的结果却是,他把这个绣球抛给了自己的儿媳妇——垂涎已久的寿王妃!
  玄宗朝,李杨之事已家传户诵(见陈鸿《长恨歌传》),白居易这样处理,不管其主观上是有意还是无意,表面上好像是顾及到了皇家体面,客观上则欲盖弥彰,更加深了人们对玄宗荒淫生活的认识。
  作品接着描写李杨之纵情声色、荒于政事。一个“春寒赐浴华清池,春从春游夜专夜”;一个“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尤其是,他们的爱情生活也掺杂进了政治的内容。为讨好贵妃,玄宗不惜给杨氏宗亲封官进爵。《新唐书》载:
  天宝初,(玉环)进册贵妃,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擢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铦,鸿胪卿,锜侍御史,尚太华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见宠遇。而钊亦浸显。钊,国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真可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难怪时谣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陈鸿《长恨歌传》)。然而在等级森严、性别歧视严重的封建社会,“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尤其在中国,女人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所谓“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绝非戏言(中国古代有所谓“七出”之说,《春秋公羊传》载,凡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而唐明皇对贵妃乃至杨氏宗亲违反“常理”的恩宠,不过是他逞侈心而穷人欲的极端表现罢了。其后果如何呢,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惊慌与失措;是“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尴尬与无奈!是对月伤心、闻铃肠断的生死长恨!
  作品后半部分,作者运用白描和铺叙手法,运用浪漫主义手法,集中抒写了玄宗与杨贵妃的缠绵相思。玄宗虽处人寰,然而杨妃走后,物是人非事事休。“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陪伴他的只有长夜孤灯,秋雨梧桐,衰草冷霜,翡翠衾寒;之于玉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虽身处仙境雪肤花貌,却花冠不整,玉容寂寞,双泪阑干,风光不再!纵“汉家天子使”临邛道士上天入地苦苦搜寻,纵李杨誓同生死、两心相照。然人神相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愿望终归成了可望而不可即、可遇而不可求的凄美梦想!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确,之于玄宗,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之于杨妃,“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有情人难成眷属,似当“长恨”了,然扼腕之余,我们不禁反思:造成李杨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
  可以这么说,作者愈是把李杨的生离死别和天上人间苦相思的哀痛缠绵着意渲染,越能引发人们对这一悲剧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李杨的悲剧,是其荒淫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作品批判讽喻的主题已昭然若揭。
  周国强,河南驻马店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