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子夜》中主人公吴荪甫的两面性
作者：毛三红
首先吴荪甫在兴办企业中，精明强悍，有魄力，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作为一个有“事业心”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不是仅仅只考虑赚钱的。在兴办工厂企业中，他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意识，有铁腕手段，是中国“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吴荪甫，这个工业资本家，裕华丝厂的老板，是一个有着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他有手腕，有魄力，善用人，能把“中材调弄成上驷之选”。他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去过欧美，有一套比较进步的管理企业的方式，他更富有冒险精神和发展民族工业的宏大志愿，对于自己，他从来不肯妄自菲薄，对那些没有见识，没有胆量，没有手段把企业弄得半死不活的庸才，他就毫不怜悯地要将他们打倒，把他们手里的企业，拿到自己的“铁腕”里面来。不仅这样，他还想的更远：“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吴荪甫，他是循着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他不满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反对内战，他希望“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这样他的企业才有出路，才能顺利发展，这是一个雄心勃勃想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独立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家，是一个刚毅果断的铁腕人物。吴荪甫是个靠剥削为生的资本家，他醉心于办工业也是以攫取利润为目的，但资本家攫取利润有多种手段，为什么他偏偏要办工业呢？且看他自己的内心独白：“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很显然吴荪甫是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再比如当范博文对他说：“荪甫，我就不懂你为什么要办丝厂，发财的门路岂不是很多？”吴荪甫不高兴地回答说：“中国的实业能够换回金钱外溢的，就只有丝。”可见在吴荪甫的身上还能看到一颗热衷于发展民族工业的心。他的才干、魄力，要实现的宏伟理想也不能说没有价值，这样的资本家，在20世纪30年代，可以称得上凤毛麟角的。他的爱国精神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假如只以赚钱为目的的话，他早就可以和赵伯韬这个“公债魔王”合作，不难从他那里分得一杯羹。以吴荪甫的财力、手腕、胆识，他如果投靠帝国主义走买办道路，其地位和取得的实利，决不会在赵伯韬之下，然而他宁肯把全部的家产孤注一掷，去进行一场毫无把握的冒险，这就是他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战胜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英雄行为，并且吴荪甫在同帝国主义争夺民族自尊心的过程中，在与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争斗中，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吴荪甫的幻想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以宏伟的计划开始，又以悲剧告终，他的生活道路和悲剧告诉我们：民族资产阶级要想求得生存，必须无条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其次，在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以及政府的夹击下，转而经营公债投机，并在公债投机中破产，表现了他大胆、冒险、虚伪、怯懦的本质。
给予吴荪甫压力最大的还是以赵伯韬为代表的，以美国的金融资本为后台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当他一步步大胆地实行他的计划的时候，赵伯韬又加以阻挠破坏。他放纵而高傲地说：“中国人办工业没有外国人帮助都是虎头蛇尾。……哈、哈！吴荪甫会打算，就可惜还有我赵伯韬要故意同他开玩笑，等他爬到半路就扯住他的腿！三个月后再看罢！也许三个月不到！”从这狂妄的言语中，不仅透露出他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吞中国民族工业的野心，而且我们读者也不得不为还有一点“事业心的”，“爱国精神”的吴荪甫捏一把汗。益中信托公司碰到重重困难了，而吴荪甫并不怎么沮丧，他还能用大刀阔斧的手段来整顿他的企业，决心用全力来打击他的敌人——赵伯韬。这说明他具有魄力，大胆的精神。当益中公司在赵伯韬的压迫下，资金周转不灵了，赵伯韬向吴荪甫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开始他是毅然拒绝的，可是当他意识到自己从前套在朱吟秋头上的圈子已被赵伯韬拿去放大了套在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就突然软化了，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和抵抗力，但他争强好胜与自负的心，又使他故作强硬。如他把益中公司所属8个工厂出卖给外国商人，这本身就是对赵伯韬及其主子的一种消极反抗，这样也能使益中公司保留一个空壳子，以图东山再起。随着现实的变化，吴荪甫的魄力和果断也动摇起来，与两个多月前的吴荪甫比较，似乎是两个人一样，变得胆怯而懦弱。后来他在公债市场上的“背水一战”，不但没有扭转危机反而使他在投机市场的陷阱里，越陷越深，终于彻底破产。这只不过是一场投奔于命运的赌博而已。这个富于冒险精神而且不肯“妄自菲薄”的人，愈来愈感到，在赵伯韬的强暴侵袭下，他的一切希望和努力都要宣告破产。吴荪甫的失败表明：20世纪30年代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中国，不是18世纪的法兰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相比。社会和时代赋予它先天的软弱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富有冒险精神，有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允许他顺利发展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在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以及政府的夹击下，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的。
最后，对工潮和农运的态度上，表现了他的狠毒、凶残、虚伪的本质。虽然他略施小技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扼住了朱吟秋的咽喉”，但是赵伯韬同样略施小技就轻而易举地“又从后面抓住吴荪甫的头发”。在赵伯韬的倾轧下，他把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其反动性就暴露得更加露骨。当他从报纸上获悉他的家乡“失陷”之后，他愤怒的是驻扎在那里的一营反动队伍竟不“大开杀戒”，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的农民。当工人罢工运动的怒潮冲击他的丝厂时，他利用工贼、暗探、流氓打手和反动军警来进行百般的破坏，又以收买、拉拢的手段分化罢工运动，甚至用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群众，用延长工时，削减工资的办法，用强暴与软化兼施的手段压榨剥削工人。充分表现出他的阴险、毒辣、残暴的阶级本性。由于他的阴谋手段，由于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也由于工人运动本身指导路线的错误，吴荪甫获得了一些胜利，可是这些胜利并没有挽救他的厄运，吴荪甫的事业雄心和刚愎作为资产阶级的残暴凶狠渗透在他每一根血管里。为了获得利润，实现他的幻梦，吴荪甫蚕食鲸吞地排挤同业。他恶毒地诬蔑农民暴动为“匪祸”、“土匪”，他咬牙切齿地说，“要给那些穷得只剩下一张要饱吃的嘴的工人一点颜色看看”。甚至于当他在企业活动和公债投机活动上惨遭失败之后，他考虑的也只是怎样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而对于迅速扩展的工农红军，则仍怀着强烈的仇恨，并顽固地说，“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的了不起！光景也不过是匪”。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反动工业家的阶级本质无遗的显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吴荪甫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个和封建经济有着血缘关系，受到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排挤和压迫，而与工农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存在深刻的阶级矛盾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他具有振兴民族工业的民族自尊心，雄心勃勃，精明强干，在吞食同行及镇压工人群众中表现得贪婪、凶狠、残暴，在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抗争中表现得软弱、妥协、投降。
茅盾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0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黯淡的”。这就决定了生不逢时的吴荪甫是必然要失败的。作者既憎恶吴荪甫的贪婪、狡诈和狠毒，又欣赏他的胆略、魄力和野心，对他最终败于赵伯韬也不无同情，然而这一切又都是遵循“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这一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规律的，所以《子夜》才有如此感人的巨大的艺术魅力。
毛三红，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