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呐喊·自序》中的寂寞与悲哀情结
作者：罗 红
一、亲情的缺失
鲁迅幼年时，父亲多病，自己经常往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典当衣服或首饰，换取钱来为父亲看病、买药，但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出入于当铺和药店所受到的歧视与白眼，使他备尝了人情的冷漠，看透了世态炎凉。于是他毅然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2]离开故乡去南京学洋务。这给幼年的作者的心灵投下了阴影，在“伊看不到自己的儿子的”哭声中，我们都可真切的感受到作为幼年的作者在亲情缺失的背景下“走异路，逃异地”的孤独的寂寞和悲哀了。这常人的寂寞和悲哀，对作者而言，影响深远而深刻。父亲留给作者的是永远的病弱和痛苦。根据现代心理学理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幼年和儿童时代的经历会对个体的人产生终身的深刻影响。在鲁迅的创作中，我们或隐或显地感受到他幼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的影子。
二、乡情的缺失
家庭的衰落和父亲的亡故对鲁迅的刺激和影响是很大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到：“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3]在鲁迅幼小的记忆里，在家庭未发生变故之前和在发生变故之后，作为周家的大少爷在世人和亲戚的目光中是不同的，从“大少爷”到“乞食者”，这种鲜活的感受在《故乡》和《社戏》等其他作品中作者有着详细的描写。同时，为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1904年他便去了日本仙台攻读西方医学。小小年纪，远离故土和亲人，这对心灵极其敏感的鲁迅来说，这些经历是铭心刻骨的。“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在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了。”[4]然而，观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使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事幻灯片震撼鲁迅心灵的不只是自己的同胞被斩首，围成一堆兴味十足“鉴赏”敌人屠杀自己的同胞的那些国民的麻木表情与愚昧行为更使鲁迅痛心。彻底地粉碎了他幻想通过学医来救国救民的美梦。所以，鲁迅写到：“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作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在异国他乡，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杀，在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中，作者强烈的乡情怎么不让人感到寂寞的悲哀。[5]鲜明的对比，强烈的震撼，作者怎么不为父老乡亲的乡情、爱国情感的缺失而感到痛心和悲哀。因此，作者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6]。于是，鲁迅当初抱定“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7]维新救国、医学救国美梦的破灭，鲁迅由救治国人的身体转向救治国人的灵魂，这一转变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三、友情的缺失
当作者着力于改变人们的精神和灵魂，提倡文艺运动时，好不容易在冷淡的空气中邀约到几位同志，出版《新生》。然而“《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8]《新生》的流产，使作者倍感志同道合者难觅和真正友情的缺失，使自己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感到者为寂寞。”筹办《新生》失败后，鲁迅一方面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悲哀”和“寂寞”——暗示着社会和国民如一潭死水，即使投入一块石子，激不起半点涟漪；另一方面，终于看清楚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寂寞有着主客观的原因：客观上是群众的不觉悟；主观上，他急切地要求救国，寄希望于群众却又不能看到群众中蕴藏的革命力量。友情的缺失显示文人的寂寞——创作得不到支持——鲁迅当时同样具有青年人的特点：有热情、有勇气、有闯劲；血气方刚，激昂慷慨，但往往对自己、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估计不准，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认识还不深刻。
四、爱情的缺失
鲁迅在与他的学生许广平相识、相知、相爱和结合之前，他一直过着与朱安女士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他得小心地接受着。因此。可以说，鲁迅在与许广平相爱之前，爱情对他来说是缺失的。从有关鲁迅传记和年谱看，鲁迅有好几年都是在北京绍兴会馆于公务之余在抄古碑之中消磨时光。“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9]我们可以想象作为战士的鲁迅当时是何等的孤独和寂寞！作为战士和个体的人来说，鲁迅是渴望爱情的，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均有反映，比如他创作于1918年的一些散文诗，如《梦》、《爱之神》、《桃花》等。据说在恋爱中的男女，即使是最勇敢最顽强最刚毅的战士身上，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最深沉最热烈最温柔的情感，鲁迅就是如此。而爱情的最高形式是灵与肉的结合。灵魂的发现并不仅仅在于彼此在性格和品质方面的认同，共同追求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契合点。如果这事业同人类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爱情就会拥有最稳固最坚实的基础和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正是共同的斗争成为了鲁迅与许广平这对年龄相差近二十岁的师生终于在人生的道路上携起手来了。正如有论者所说：“鲁迅的成功有他个人的条件……同时，我以为在鲁迅的一生中决不可疏忽一位平凡而伟大、坚毅而勇敢的现代知识分子女性，她就是鲁迅的战友和伴侣许广平女士的作用。”[10]
五、爱国者的寂寞
现实使作者感到太痛苦，而后来又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个人情感又是那么不幸。于是作者“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是，“麻醉法”不仅没有驱除鲁迅的寂寞和痛苦，反而使他的“生命暗暗地消去了”。最后又写到“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使我不愿追怀”，“我想他们或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吧”。但是，在作者所认为的亲情、友情、乡情、爱情的缺失中，贯穿始终强烈而突出表现的却是作者心忧天下，情系人民的炽热的爱国情感。正如鲁迅在《自题小像》所言：“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1]在家庭变故、父亡别母，亲情功能缺失时，“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因为作者正在寻求救民强国之路。当学医时看到围观赏鉴替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砍头颅时，作者内心被中国父老乡亲的那种麻木、漠然所震撼，强烈地激发了作者想用文艺来拯救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愿望，对麻木无情的父老乡亲的痛心与愤慨以及作者最终选择“弃医从文”等等。这一切是基于对故园故国深深的热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