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罗敷形象

作者：赵卫东

　　
　　三、寓言形式背后的文化意蕴
　　
　　《陌上桑》整体上演绎的是一个寓言故事，它以寓言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父权制以及礼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对维护父权制和恪守礼教规范的采桑女子加以褒扬。它不是我们从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之类的主题，而是“厚人伦，美教化”的旨趣在文学作品中的演绎与“试炼”。它一般包括三类角色，正面主人公（如罗敷），配角（如少年、行者），反面角色（如太守）。故事的冲突往往表现为反面角色对正面人物的无礼与冒犯，故事的结局则为“礼”对“无礼”的战胜。除了《陌上桑》之外，《长安有狭邪行》、《羽林郎》等作品也都从不同侧面深化了这一主题。由于这类故事是以男权话语的叙述模式叙述出来的，所以人们往往关注寓言形式所承载的内容，对于形式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却忽略了。在这一模式中，罗敷是作为女性的代言人或符号而存在的，符号在叙事中的功能仅在于它起到完成叙事主题或推动事故情节的作用，而符号本身所代表的内涵和意义则是无关紧要的。表现在具体文本中，那就是，罗敷作为一个符号必须履行其完成反无礼、反暴虐主题的功能，罗敷作为女性形象的内涵则被压抑在这一宏大的叙事主题之下，成为这种叙述模式的牺牲品。这里，由男性话语、男性视角和男权意识等构成的男权主义逻辑，对女性形象构成了消解功能，不同程度地解构了正在形成中的女性主体性；或者说，罗敷这一女性形象根本就无法建立起来——因为，这种叙述模式的实质就在于通过泯灭女性主体意识，来实现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大同。从男性文化的消费观念来看，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也有助于男性读者克服其偷窥心理中所存在的障碍，以能指的方式来对女性在无意识层面实施“暴力侵犯”。这不仅是父权制文化模式默许和暗中鼓励的，也是男性写作历来所推崇的一种时尚。正如当代学者杨莉馨所言，“一旦创作者笔下的身体与心灵断裂，欲望的放纵失去了理性的节制，身体便会迅速地被物化为色情消费的对象”。[6][p237]对罗敷的形象描绘虽然只局限于华丽服饰的铺写以及男性视角的注目，但在男权话语的操控下，有可能进一步导致灵与肉发生分裂，并成为男性文化消费的热点，这也是当代身体写作为时人所诟病的重要原因。身体写作所暴露出来的文化危机，在汉代的乐府诗创作中已埋下了伏笔。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模式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深层集体无意识中，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中国古典文学诸多文本中的女性形象，都体现这样的模式特征，胡姬、貂禅、花木兰、孟丽君、谢瑶环等等，她们并非作为真实的女性而存在，而只是作为父权制的代言符号来完成它特定的表达功能，并以消解自我为代价，借以融入男性主流文化之中。因此，罗敷形象的符号特征是包含着丰富的深刻的文化意蕴的，它是中国女性生存境遇的一种必然象征，它仿佛在提示我们，中国女性文化史就是一部无言的悲哀的历史，是女性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为男权主义所统辖的历史。
　　总之，女性主义视角可以使我们“剖析那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女性性别角色内容是如何为男权文化所炮制和利用，从而批判这种女性性别角色内容的男权主义功利化、规范化和合理化，以及在艺术上程式化的过程”。[7][p13]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超越传统视阈下学术争议的局限性，以一种新的维度来审视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并借以探讨当代女性文学形象的塑造与构建问题。这也是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王海燕.男权话语下的爱情试炼.东方论坛.[J]青岛：东方论坛杂志社，2002年
　　[2]王汝弼.乐府散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3]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
　　[4][法]波伏瓦.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A]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6]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7]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赵卫东，男，河南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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