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罗敷形象
作者：赵卫东
笔者认为，《陌上桑》的主题不仅涉及到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一个创作与阅读视角的问题。正如波伏瓦所说，“女性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4][p251]社会对两性的区分使得妇女在社会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权利和女性意识的逼挤与压制，甚至颠覆原有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的视角不仅使我们能够看到罗敷形象的空洞和无意义，罗敷形象主体意识的缺失，而且还能透过这一形象的表层，读出其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在此前提下，对《陌上桑》主题的认定将不再属于反封建的范畴，而是属于一个女性主义范畴的话题了。
一、女性形象的空洞能指
从女性主义视角重读《陌上桑》，会让人产生一种沉闷的窒息感，不仅罗敷形象难以在脑海中完整地浮现出来，而且还会感受到一种来自男权势力的威胁存在。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始终是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形象特征。例如，罗敷人格中的自我特征体现在什么地方？罗敷有着怎样的美丽，美丽到何等程度？罗敷的自主反抗意识是怎么表现出来的？等等，文本中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而只是把罗敷作为女性形象的外貌特征限定在对“美丽”的空洞的描述之中：“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外貌特征只是女性形象建构的外在条件，而不是内在的决定性因素，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还会为男性解读和玩赏女性形象提供先决的前提。实际上，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会感受到一种男性视角的存在，不仅太守、少年、行者都在注目着罗敷这一女性，而且作者乃至于读者也都可能由于其美丽特征的限定而把这种阅读变成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消费。由此，女性形象已转化为美丽的一种代言符号，而在男性欲望渴求式的解读过程中获得了象征性的满足。例如，当我们把太守当作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来看时，诗中的少年、行者以及作者都存在着“好色”的嫌疑；更进一步讲，当我们读者以男性视角解读这一代言符号时，我们的潜意识中不也存在着一种利比多的投射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在于男权话语模式的作用。由于这种模式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它可以超越贫富等级的差别而渗透于每一个人的无意识之中。父权制中心使得罗敷无法以自身为参照系来构建自我形象，她的富贵与华丽只不过是对男权主义消费语境的一种适应，以期迎合男性文化的消费心理，服从于父权制的象征秩序。“在这里，具有能指性的象征性秩序或者说符号秩序是第一性的，它存在于主体之先。”[5][p471]可以说，罗敷这一形象在构建之前，就已构成了对“夫君”——象征性秩序的依赖。“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这一带有反讽性质的话语，如果放在文本中来看，是带有反抗性质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来看，则只不过是对父权制象征秩序的一种预设和适从，因为“象征性的父亲既不同于现实中父亲也不同于想象中的父亲，是一种绝对形式，对主体的一生起重要的规范作用。”[5][p471]罗敷形象对于这种象征性秩序的依赖，消解了她女性的性别意识和身份认同特征，自我形象由此丧失而变成了一种空洞能指，我们无法从作品中读出她的内心活动，更无法对其言行的合理性作出肯定。辛延年《羽林郎》中的胡姬，以及汉乐府《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等均属此类，所不同的是刘兰芝形象已稍稍地体现了属于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情感行动，但这种情感意识从根本上说，仍没有摆脱男性视角的控制。
二、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
由于象征性秩序的存在及其统辖性，造成了对罗敷形象压抑和歪曲。这里，“夫君”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一个他者，他者不再是现实中的丈夫而是“象征性的父亲”，它主宰着女性形象的建构并使其向着他者的位置偏移。因此，女性形象的建构便有可能受到干扰，甚至丧失其主体性而成为象征界的附庸。作品中，罗敷形象的“自我”始终是以他者的自我或自我的他者的形式而显现出来。作者在建构女性形象时，囿于无意识层面中男性中心意识的胁迫和驱使，创作方向不由自主发生变化。原本构建的女性主体在宏大的叙事模式的吞掩下，丧失了女性主体性，变成了一种为男人和男权意识所公共消费的客体。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女性的反抗意愿不是来自于同男性文化发生碰撞时所造成的激烈矛盾冲突，不是源于女性本能的自觉意识，而是要借用男权象征秩序反抗一种男权暴力形式，在反暴虐的旗帜下，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鼓励人们服从于整体的封建男权制度。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一论断加以验证。汉代是封建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社会已经开始形成新的道德规范和标准，女性则被赋予了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如这时出现的《烈女传》、《女诫》等道德教科书，突出地强调女子的贞节与操守，借以宣扬妇德，推广人伦教化。因此，罗敷对太守的胜利，是“礼”对“非礼”的胜利，与乐府推行教化的创作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诗经》中自由恋爱的女子相比，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地位趋于跌落，男女不平等加剧，在男权话语和封建制度相勾结的条件下，采桑女子的身份便由自由谈情说爱女子的少女变成婚姻承载者的少妇。在这种情况下，对罗敷形象的身份的争议似无必要，因为作为一个失去主体意识的采桑女子，无论她出身于平民家庭也好，抑或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也好，其本质不过是礼教的一个承载体，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礼序，消除一切干扰和破坏礼教的言语行为。
罗敷形象除了男性视角的控制和干扰之外，其叙述策略也是按照男权主义的话语模式设计出来的。她反抗并战胜太守的主要法码，应是她心目中那位理想的“夫君”。这位“夫君”身骑高头大马，腰缠万贯，位居高官，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其容貌之英俊和地位之显赫远在太守之上，说到底是一位按照男权主义眼光炮制出来的符合封建贵族标准的青年男子。从这一点上来看，太守的愚蠢与失败并不仅仅在于罗敷的聪慧与机智，而更在于“夫君”权势力量的强大与不可侵犯。这一在背后起着操纵和支配作用的“夫君”正是封建男权秩序的象征性体现。因此，“夸夫”一节的场面描写并不在于把罗敷形象庸俗化，而是男权主义所设置的一个陷阱，目的在于把读者的目光从罗敷那里拨回到父权制本身，以重新实现对父权制的膜拜与尊崇。而罗敷形象由于自身主体性的缺失，不得不借用男权话语来对抗男权制的暴虐（太守的挑衅），而在摆脱男权制形式的束缚的同时，却又陷入男权主义话语逻辑的陷阱之中，从而最终无法摆脱男权制度的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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