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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双驴记》主题剖析
作者：陈晓燕
小说写下乡知青马杰遭遇了两头驴——黑六和黑七，马杰试图征服黑六和黑七，其手段残忍暴虐，遭到两头驴的反抗与报复，于是人与动物之间展开了一场智与力的战争，其结果是两头驴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生命，故事以人战胜驴而结束。但是这样的结果却并没有给知青马杰带来胜利的快感，反而让他的生活变得更沉重，以至于即使离开插队的农村，马杰仍然报考农学院的牧医系，对驴的记忆成为他终生走不出的阴影。这是一份知青马杰无法独自承受的沉重，作品以马杰选择读牧医系并研究驴为故事结局来传达人类的挫败感并暗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现实失败。
事实上，整个北高村就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践行场域。在判断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上，北高村村民们的唯一尺度就是是否能为他们所用，其中包含着浓重的功利主义意味，双驴的悲惨遭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小说中的种驴黑六，原来是不干活，只是被好吃好喝地养着，但是知青马杰认为这样是一种资源浪费，于是让黑六参加体力劳动。黑六拒绝参加劳动，遭到马杰的一顿鞭子的毒打，并因此丧失了生殖能力，在对黑六认真地检查了一番之后，“兽医拍了一下黑六的屁股，得出结论说，它已经没用了”。从此黑六失去一切待遇，沦为村里干部们的坐骑。黑六自残求死以至于牙齿全部脱落后，村里的胡子书记说“现在它的嘴又成了这样，以后连草料也不能吃，生产队里总不能用粮食养着这样一个废物，痛痛快快杀了它，大家还能分一些肉吃”。从当配种工具到被迫参加劳动，从沦为坐骑到被抛弃、被砍杀被吃掉，贯穿着黑六一生的主题就是怎样为人类效劳。而从大莲队长到知青马杰、从兽医到胡子书记，人们在对待黑六的态度上只有一个价值尺度，就是对人类是否具有利用价值。功利主义行为的背后隐藏的核心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本质上强调人类的价值是本位价值，而其他一切非人的物种所天然固有的利益需要及其衍生的价值，相对于人类的本位价值（或目标价值、目的价值）而言，均只具有工具价值或手段价值的意义，因此，人类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理应成为其他万物应否存在的尺度。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黑六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杀死，成为村民的一顿美餐，为人类做出最后的贡献。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会衍变出极端恐怖的人类至上的暴君意识。正是出于这种暴君意识，知青马杰认为自己作为人对于牲畜们拥有统治的权利。当马杰发现黑六可能存有反抗意识的时候，他便用鞭子抽打黑六，试图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去征服黑六，以至于伤及要害，使黑六丧失了生殖能力。面对黑七的报复，马杰的手段更残忍，将一块刚烤好的白薯用凉水泡一下喂给黑七，造成黑七嘴巴严重烫伤。此后马杰又故意虐待黑七，不给它吃喝还让它干重活，用鞭子将一头黑驴完全抽打成灰驴，其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忍猝读。马杰的思想显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怕变异：首先马杰在双驴面前的人类优越感，遭到黑七的报复后他对黑七说：“你一个畜生能把我折腾成这样，你也够有本事了”；其次是马杰对双驴乃至于所有牲畜的冷酷与暴虐，在烧死黄鼬给彩凤治病时他的手段就已经残忍至极，后来当饲养员，因为能甩出一手好鞭子以至于“北高村的牲畜都很怕他，他的鞭子很疼，而且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但是马杰最终为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虐待与暴力不仅没有使双驴驯服，反而激起它们更强烈的反抗，马杰也在黑七的报复中一次次受伤，最后黑七点燃了自己追赶马杰，要烧死马杰同归于尽。这是一场人类驯养的动物对驯养者拼死反抗的悲剧，但是更可悲的是马杰“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黑七不过是一头驴，它为什么会对自己怀有如此刻骨的仇恨”。马杰的疑问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现实困惑的基本表达。
人类是有意识、有感情、有思想的高级动物，这是人类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但人类也据此将自己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长，可以任意践踏其他物种的权利和利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激起非人类物种对人类的毁灭性报复，进而激起自然对人类的严厉惩罚。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反思人类与自然界非人类物种之间的关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原因。许多作家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未曾泯灭的良知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世界性问题，开始在作品中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思考。《双驴记》的作者王松就是其中的一位。作品通过描写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尖锐对立，将作家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铺陈开来，提出了人应怎样对待动物的重要问题，体现了一位作家对于动物的人文关怀，这种探询与代表人类自我责问的姿态是令人钦佩的。
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的情节还出现在毕飞宇的小说《平原》里。小说写了知青吴蔓玲与她养的公狗无量之间的性交往。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养猪人老骆驼与他所豢养的小母猪之间。这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性交往行为，显示了人类与动物的另一种关系：动物除了为人类劳作、贡献自己的身躯满足人类饮食的需求之外，还要成为人类发泄性欲的工具。这种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建立的伦理底线，也必将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小说中，公狗无量体内潜伏的狂犬病在爆炸声的刺激下发作，它咬住了主人吴蔓玲，致使吴蔓玲也传染上狂犬病而无法救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王松的《双驴记》还是毕飞宇的《平原》，两部小说的时间背景都安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地点都是在知青下乡的农村，讲述的都是知青与牲畜的事情。知青在那个时代应该是文化与知识的代表了，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恰恰在他们身上反映的最突出：在了解动物方面他们最具科学知识，在对待牲畜方面他们最具理性，而在虐待动物的手段方面他们也最有智慧！这就使小说浮现出一层辛辣的讽刺意味了。拥有知识者，并不等于拥有人性。当知识者丧失人性的时候，知识就会成为暴力的资源和罪恶的渊薮。面对这层深长意味，每一个知识者都将噤声无语。
随着科学的突飞猛进，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在当代逐渐严重进而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问题。人类以万物之灵长自居，在争取生存发展的过程中毫无理性地掠夺自然资源，把所有物种的共同家园自私地据为人类自己的私有，所有非人类物种都必须服膺于人类的利益需求，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为全球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尽管现在哲学界和科学界已经展开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但是探讨可能到达的深度，可能铺展的广度，以及解决问题时可能达到的力度都还是一个疑问。作家蒋子丹的文章《双向的沉重》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动物与人的关系，原来是一个如此敏感并充满挑战的话题，它所涉及的现实社会、道德伦理以及历史、科学、心理、行为、情感、常识等方方面面，从广度上说浩如烟海，从密度上说盘根错节，从深度上说直抵世道人心，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当我们抱着深深的同情去关注动物时，我们的潜意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生理局限，都会成为障碍和干扰，使我们思绪纷繁，瞻前顾后，顾此失彼，这常常会使我们陷入双重的绝望：一边要面对人类对动物愈演愈烈的利用、剥夺、虐待和残杀，另一边要面对自身根深蒂固甚至是无法超越的物种、基因以及精神的局限性。”
随着人类与非物种关系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人类的日益重视，相信文学将以更丰富的形式更多地介入这种哲学的探讨和现实的追问之中，因为这是有良知的文学和文学创作者从来不会放弃的责任。
陈晓燕，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