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简论遗民诗人汪元量及其诗歌
作者：田维昶
汪元量，生卒年不详，字大有，号水云，亦自号水云子、楚狂、江南倦客，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宫廷琴师。他早年供奉南宋宫廷，后又随宋三宫北入燕京，在北方逗留长达十三载。他由宫廷词章家成为爱国诗人、词人，他的作品对南宋灭亡做了无可奈何的小结，对权贵贾似道之流的误国误民罪行做了深刻的揭露，对元统治者残酷折磨宋三宫的行径做了有力的控诉……他的诗作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享有“诗史”之美誉。李珏在《湖山类稿跋》中曾经写道：“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极有特色的爱国诗人、词人，却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成果极为有限。本文将从具体文本出发，并结合南宋晚期的时代背景，对汪元量这位宋末极富传奇色彩的爱国诗人及其诗歌做一简要概述，试图从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宋末诗歌所取得的成就。
一
孟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思想，的确要想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一个作家学术思想及流变、文化特色、文学发展等问题，必须对其生平状况、时代背景有一清楚的认识。
汪元量出生在一个琴而儒的书香门第，有着良好的诗文艺术的教育环境。幼年时就曾入宫，二十多岁时，已经十分精通弹琴作画、写诗填词，成为供奉内廷的琴师，侍谢后、王昭仪。自此他的命运便同南宋宫廷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动荡漂泊的生活，人生经历异常丰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德祐二年（1276）以前，这一阶段汪元量以善鼓琴、能词章供奉宫掖，很受优宠。有诗为证：
万里倦行役，秋来瘦几分。因看河北月，忽忆东海云。
这是王昭仪写的《秋夜寄水月水云二昆玉绝句》，地位在三夫人之下，列位九嫔之首的昭仪居然写诗给一个微不足道的宫廷乐师，由此可想而知汪元量所受宠爱的程度。这里的主要原因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汪元量自小就聪慧过人，他的友人多次将其比之以唐玄宗时的李白：
沉香亭北稚尾高，诗成先夺云锦袍纵横奏赋三千字，文采风流多意气。
——严日益《题汪水云诗卷》
水云汪氏，盛年以词章给侍官掖，如沉香亭北太白。
——刘将孙《湖山隐处记》
早年的汪元量一直过着吟风弄月的生活，常常是袅袅珠歌，翩翩翠舞，续续弹丝，日日笙歌，夜夜燕舞。销金窝中，温柔乡里，无边西湖风月。如此悠闲而舒适的生活对于汪元量来说，并非幸事，它预示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异即将到来。
第二阶段自德祐二年（1276）至至元二十五年（1288），此时汪元量随宋室北上燕京并在此逗留十三载。
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南下，进驻临安西北面的皋亭山，宋朝无力抵抗，俯首称臣。同年元朝廷诏三宫北迁，汪元量以宫廷琴师身份随行，“杭州万里到幽州”（《湖州歌》九十八），亲眼目睹了南宋朝廷最终奉表降元的悲惨一幕，也亲身经历了三宫北上、燕京生活，由此写下了《醉歌》、《越州歌》、《湖州歌》等具有强烈纪实性的诗史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大宋遗民的悲愤之情。
汪元量伴随三宫在北方生活了十三年，期间授瀛国公诗书，也曾出仕翰林院，奉命降香，受到元朝统治者的优待，可是面对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始终渴望着能够早日南归故里，然而现实的环境却不允许他能够达成所愿。
滞留燕京十三载中，最让汪元量欣慰的就是能够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相识相知。文天祥被囚燕京，汪元量时常前去探视，他们互相唱和。在此期间，汪元量写了《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诗，勉励文天祥尽节。在文天祥壮烈殉国后，他又作了《孚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形式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为文天祥招魂。他们惺惺相惜、互相激励，成就了一段交友的佳话。
第三阶段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后。至元二十五年，十八岁的瀛国公赵显被遣往吐蕃学佛法，其母全太后亦入正智寺为尼，宋室终于在苦苦支撑、忍辱偷生十多年后土崩瓦解，至此汪元量和宋室王族的渊源宣告终结。此时的汪元量已无牵挂，心中酝酿已久的南归之志再度被点燃，他立即上书元世祖要求南归，“陈情一表乞还乡”（《答徐雪江》），“三一书彻九重天”（罗绮《题汪水云诗卷》），世祖终赐其黄冠南归。
黄冠归江南后，他组诗社，过潇湘，入蜀川，访旧友，行踪飘忽，被时人称为“神仙”，后于钱塘筑“湖山隐处”，终老山水。汪元量，一位“不预士大夫之列”的琴师，随着宋室的分崩离析，随着赵宋皇族的销声匿迹，渐渐湮没在滚滚历史洪流中。
二
汪元量以诗著称，传世的著作有《湖山类稿》五卷，前四卷为诗，约两百三十首，第五卷为词，约三十首。八十年代孔凡礼先生出版《增订湖山类稿》，自明抄本《诗渊》、影印《永乐大典》等书新辑诗一百首，加之《水云集》中收录的二百四十六首，除去重复，共四百八十首。自《诗渊》等书新辑词二十三首，共五十二首。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收录最为完善的本子。
汪诗具有纪实性和抒情性相结合的特点，颇为全面的记载了南宋“一代之颠末”（《资治通鉴》）。最为人称道的是《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这些组诗几乎是一事一咏，而且所“咏宋幼主降元后事，皆得之目击，多史传所未载”（潘耒《书汪水云集后》）。他自己也以资诗为史为目的，曾云：“走笔成诗聊纪实”（《凤州》）；“南朝千古伤心事，每阅陈编泪满襟。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答林石田》）因而有南宋“诗史”之称。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汪元量继承了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此外，他自己也非常推崇杜甫，曾云：“少年杜诗，颇觉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在历经沧桑变幻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汪元量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他的这些纪实诗，表达了深沉的爱国感情，真实地再现了南宋覆亡前后的历史。下面将结合汪元量最有代表性的《醉歌》、《越州歌》、《湖州歌》，来简要的分析汪诗史诗性特点。
《醉歌》十首，作于德祐二年（1276）二三月间，这是作者以亲身经历描述了元兵入侵临安城，南宋朝廷俯首投降的组诗。诗中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王朝当权者，不战而降、卑躬屈膝的强烈悲愤。面对元蒙大军兵临城下的威势，群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淮襄州郡尽归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醉歌》其三）就连当朝国母全太后也无心听政，足见人心之涣散。对当时实际掌握南宋最高权力的谢太后，作者更是毫不留情的给以抨击：“乱点连声杀六更，风吹庭燎灭还明。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妾签名谢道清。”（《醉歌》其五）直斥谢太后之名，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作为琴师的汪元量只能以泪洗面，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和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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