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战火中的戏剧黄金时代
作者：陈 未
一、战时剧坛的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全国知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等云集山城，重庆剧坛开始活跃起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创作并演出了诸多具有崇高民族使命感的震撼人心的剧作，其影响深入人心。1938年10月，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第一届戏剧节演出自10月10日开始，到10月31日结束，持续22天之久，五百余话剧和戏曲工作者、上千的戏剧爱好者参加了演出活动，观众达数十万人。戏剧界这一空前的盛举，既极为广泛地开展了一次抗日救亡活动，唤起了广大群众同仇敌忾的情绪，支持了抗日战争；又促进了戏剧界大联合的巩固，对于推动抗战剧运的开展，尤其是大后方的话剧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1939年，重庆剧坛更加活跃。1月1日，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一周年并庆祝1939年元旦，协会动员在重庆的戏剧工作者2800余人，晚间举行盛大火炬游行，通过游行表演《抗战进行曲》，此次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影响深入人心，中央电影摄影场还摄制成了新闻片。1月28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为纪念“一·二八”举行戏剧宣传大会，重庆各剧团及演剧队全体出动，演出街头剧、舞台剧，有国立剧校的《太阳旗下》、怒吼剧社的《反侵略》、七七宣传队的《壮丁》、吼声剧团的《林中口哨》、青白剧社的《亲兄弟》。3月22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新环球戏院举行第一届年会，参会人员达四百余人。4月12日，留渝剧人为《抗日救亡》募集基金，在国泰大戏院公演夏衍新作四幕话剧《一年间》，田汉、宋之的、洪深、郭沫若、夏衍等23人组成演出委员会，这是戏剧界用自己的力量对抗战文化的支持。此次演出盛况空前，共得票七千余元。10月10 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渝纪念第二届戏剧节，进行为期六天的演出，参加演出的话剧团体有14个。
1940年1月15日，国民党制造了震动全国的“綦江惨案”，至此，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对文化实行专政，另一方面由于敌机更加疯狂的轰炸，使得1940年至1941年的重庆剧坛相对较为落寞，然而，成就虽然不如从前，但是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演出活动。1940年3月17日，著名演员白杨、顾而已、施超、钱千里等以留渝业余剧人名义在国泰大戏院再次上演阳翰笙名剧《塞上风云》，《新民报》称这次演出为“最整齐的演员阵容”。1940年10月10日在江安剧专纪念第三届戏剧节，排演了四组灯戏沿途表演，观众达万余人，创江安前所未有之盛况。此外，1940年有影响的戏剧演出还有：《国家至上》、《蜕变》、《明末遗恨》等，如此等等的戏剧演出在战时剧坛上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重庆剧坛空前繁荣，剧坛活跃，在党所领导的主力军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的带领下，抗战期间连续举办了4届雾季演出，共演出话剧118部，其中，大型话剧29出，连同独幕剧、小歌剧、大歌剧等共35出，这就是戏剧运动史上著名的“重庆雾季公演”，它创造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1941年10月10日，为纪念第四届戏剧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一园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10月11日，雾季演出拉开帷幕，中华剧艺社演出《大地回春》，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陌上秋》，中华剧艺社演出《天国春秋》，规模盛大，有着重要影响。1942年3月5日，正直进步话剧纷纷涌向舞台之际，宣扬反动思想的《野玫瑰》出现在抗建堂舞台上，该作者是“战国策”派文人、西南联大教授陈铨，《野玫瑰》演出之后随即遭到戏剧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4月3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问世并公演，震惊了国民党，由此引发了国共两党围绕这两部话剧的演出、创作、评价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至此，重庆戏剧工作者们把重庆雾季公演推向了高潮。“雾季公演”以戏剧为突破口，成功冲破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专制与封锁，也进一步推动了重庆剧坛的发展，为抗战大局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知名剧作家活跃于战时剧坛
随着重庆成为战时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的确立，许多被我们今天界定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剧作家也大批来渝，可以说，当时重庆话剧界人才荟萃，实力雄厚。他们怀着满腔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以戏剧为宣传武器，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和演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对战时剧坛戏剧艺术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4月15日，曹禺新作反映抗战生活的四幕话剧《蜕变》由国立戏剧学校在国泰大戏院首演。1942年12月21日起，中国万岁剧团在抗建堂再次上演《蜕变》，该剧18万字，演出时间长达五个小时，是当时话剧演出时间最长的剧本。《蜕变》公演后，引起观众、戏剧界和报刊的热烈赞誉，之后，《蜕变》又被全国各地多个剧团多次上演，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曹禺写了反映现实的《蜕变》之后，转而潜沉下去，创作了其寓意深刻的颠峰之作《北京人》，该剧作转向写抗战前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看似与抗战无关，实则不然，它可以“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2]1941年10月26日，《北京人》在抗建堂上演，矛盾说：“这一群人物，写得非常出色，每人的思想意识情感，都刻写得非常细腻，非常鲜明。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无疑问的，这是作者极大的成功。”[3]1942年盛夏，曹禺将巴金的《家》改为同名剧本，于1943年4月在道门口银社剧场演出了86场，近9万观众，场次和观众都创重庆抗战时期剧场演出最高记录，《家》鼓舞着千万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幸福而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皖南事变后，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话剧界率先行动，1941年11月20日，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以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纪念他创作二十五周年的名义在抗建堂上演。这个剧本虽然写的是历史故事，但“主张集体，反对分裂”，号召团结起来反抗强暴的主题，正是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破坏团结的抨击。《棠棣之花》的成功演出，极大地激发了郭沫若对历史剧的创作热情，1942年1月至1943年4月1日，他凭借丰厚的历史底蕴，连续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五部大型历史剧。《屈原》借古讽今，有如冲破阴霾的生命之火，《雷电颂》更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一时间，在夜深人静时，在太阳升起前，在马路上，在嘉陵江畔……纷纷响起“爆炸吧！”“毁灭吧！”的怒吼声，人们以这种方式猛烈地发泄对黑暗统治的愤怒。至此，《屈原》的演出把重庆雾季公演推向了高潮。1942年12月31日，四幕历史剧《孔雀胆》在国泰大戏院上演，是为元代历史第一次搬上舞台，同时也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唯一一部爱情戏，描写“善与恶，公与私，合与分的斗争”[4]是该剧的主旨。1943年2月4日，中国万岁剧团在抗建堂公演五幕历史剧《虎符》，演出之时布景场面宏伟，开重庆演剧新记录，上场人数超过《屈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