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切韵性质纵横论
作者：赵胜启
中古汉语语音的代表是切韵音系，但《切韵》是怎样性质的一部书，它的音系的基础音是什么，它是一个综合古今南北的音系，还是一个表示一时一地活语音的音系？对此学者们至今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看法。
（一）综合体系说。代表人是章太炎、王力、董同和，他们认为《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具体语音系统，它是古今南北语音的大杂凑，是一种力图适应读经、作文、正音各方面需要的纸上音系。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上）中说：“《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并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王力先生认为章氏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单一体系说。这种观点有三派意见，即洛阳音说、金陵音说和长安音说。主洛阳音说的人以陈澧、邵荣芬为代表，他们认为切韵音系是实际存在的语音体系。邵荣芬说：“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音系，但也多少吸收了一些别的方言的特点。具体地说，它的基础音系是洛阳音系，它所吸收的方言特点主要是金陵话的特点。”主金陵音说的以张琨为代表，张琨先生认为在切韵音系中南音成份多于北音成份。主长安音说的主要考虑了长安是隋帝国的都城，政治、文化影响较大。
（三）读书音体系说。代表人是陈寅恪、周祖谟、何九盈等，他们主张切韵代表的是洛阳士人的读书音。周祖谟先生在《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中明确地说：“它（指切韵音系）的语音系统就是金陵、邺下的雅言，参酌行用的读书音而定的。既不专主南，亦不专主北，所以并不能认为就是一个地点的方音的记录。”
（四）南北综合说。这是学术界的新观点，代表人是丁邦新。他认为《切韵》是由北音和南音在洛阳和金陵两个活方言的基础上综合而形成的。
《切韵》是韵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韵书，把切韵音系的性质阐述清楚是个非常重要而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本文认为切韵音系大体反映了北方音的实际音读，但也吸收了不少古音方言，而《诗韵》构成了它的体系框架。
二
《切韵》成书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原本已不可见。宋人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在体系上与《切韵》相同，学术界一般用《广韵》代替《切韵》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切韵》的性质也就是《广韵》的性质。由于《切韵》、《唐韵》、《广韵》等韵书一般统称为切韵系韵书，所以本文采用“切韵”这个概念。
附在《广韵》前的陆法言的《切韵·序》是研究切韵的珍贵资料，它不但告诉了我们切韵成书的经过，而且表明了作者编纂切韵的原则和意图。通过《切韵·序》，我们可以了解到《切韵》成书的过程。《切韵》的写作始于开皇初年的一次音韵学讨论会（那时隋朝已建立，统一中国已成必然），参加讨论会的八个人（其实是十个人，陆法言和他的父亲陆爽都在场），都是当时有名望的学者。从时代背景出发我们可以看出陆法言等人的那次讨论会，是站在大隋的立场对南北朝时代的“各有乖互”的语音进行讨论的。南北朝时代政权并立，出现的韵书不少。我们可以想象，处于不同政权统治下的音学家所写的韵书只可能反映所在国家的语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的韵书被后人斥为“各有土风”的原因，这些韵书对站在大隋立场的陆氏等人来说自然是些“疏野”（“疏”指分韵较宽，“野”指“各有土风”）之作。唐作藩先生在《音韵学教程》中说：国家的统一，自然要求文化上的统一，在诗歌创作的用韵上也要求统一规范。原来那些“各有土风”的韵书，自然就失去了作用，所以在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年，一些有影响的文人，聚在一起讨论南北朝以来各家韵书的得失和新编一部韵书的问题。
从唐先生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切韵》的编纂没有脱离当时的实际音读。李荣先生就此问题曾对六朝至隋初的诗歌作过深入研究，他在《庾信诗文用韵研究》一文中就庾信诗文的用韵情况归纳了一个表，并且得出结论：庾信用韵均合《切韵》193韵。
《切韵》所描述的是当时的实际音读，这是无可辩驳的问题。但是这个实际音读是某一地域的单一语音，还是几个地域的混合语音呢？
《切韵·序》说：“论及音韵，……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这几句话是指斥当时的方言的，但是惟独没提及中原，这不正说明陆氏等人批评其他方言是以北方音为标准的吗？另外颜氏等人除萧该外皆为北人（当时的北方没有今天的北方范围大），再加上隋建都北方，陆氏等人讨论音韵不可能不考虑这些情况。日本汉学者平山久雄说：“切韵编纂的目的旨在制定以北方为中心的隋帝国的标准音。”有些学者指出《切韵》成书的标准音是当时的官方音（《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有：“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的话），其实这官方音与当时的北方话大同小异。据历史事实，当时有影响的都城主要有洛阳、金陵、长安。洛阳、长安在北方，自然通行北方话，而金陵的士大夫所讲的也是以洛阳音为主的北方话。唐人张籍诗《永嘉行》云：“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就是说，东晋初年中原士民大量南渡，他们说的是晋语，所谓“晋语”，是指西晋时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北方话。方言的融混使得当时以建康（金陵）话为标准音的吴语夹杂着大部分洛阳话的成份。
说《切韵》所描述的是当时的实际语音，成书的基础音是北方音，这还不能解决切韵音系的体系问题。但是通过《诗韵》（ 即《平水韵略》）与《切韵》的特殊关系我们却能解答切韵的体系问题。
隋朝实行科举取士，参加科举的人要作诗，他们作诗以《切韵》为押韵依据。但是有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切韵》193韵中只有大约106韵经常被用作诗歌押韵依据，而其余的80多韵在诗文中作韵脚的罕见。当时还没有学者对《切韵》进行合并，对《切韵》进行合并是唐初的事。唐封演《闻见记》说：“隋朝陆法言……《切韵》……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窄韵，奏合而用之。”至于刘渊的《王子新刊礼部韵略》和王文郁的《平水新刊韵略》则是宋金时期才出现的著作了。那么以《切韵》为押韵标准的诗人对“苦其苛细”的《切韵》是凭什么只依据其中的106韵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的实际韵读，也就是说《诗韵》能大致反映当时的实际韵读。《诗韵》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体系，它的106韵在《切韵》193韵中起了框架作用，同时它也限定了《切韵》的体系。
既然切韵时代的实际韵部有106韵，那么为什么《切韵》要分出193韵呢？
从《切韵·序》我们可以知道《切韵》的写作目的是“广文路”和“赏知音”。“广文路”是为了诗文押韵有明确的规范，“赏知音”是为了审音和正音。在这两个目的中又以“赏知音”为主。从“赏知音”的角度来说“支脂”不分，“鱼虞”不分，“先仙”不分，“尤候”不分都是不对的。应当“轻重有异”，应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切韵》分出的韵部自然要比实际韵部多。再加上当时古反切、方音乖互等原因，在从分不从合的原则下对实际韵部进行切割而出现增韵现象是顺理成章的事。说到这里我们就不会再难理解为什么《切韵》里含有那么多古音，方音（古音与方音有许多相通之处）。
有些学者根据《切韵·序》中：“颜、萧多所决定。”（颜之推身为北人，但长期生活于南方；萧该是南方人），认为切韵的基础音是金陵音，这种看法有待商榷。导致这种观点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分清语音体系与增加的韵部这两个问题，而把二者混为了一谈。语音体系是骨架，语音现象是个别韵部。当时金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影响，为了“广文路”、“赏知音”，自然需要吸收些金陵话（包括金陵话中的古音）。而精通金陵话或南北音皆通的学者，恐怕只有颜之推和萧该两人了，在增韵问题上两人显然起了决定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切韵音系里反映了古音，就说切韵音系杂糅了古音音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切韵音系里有了金陵音，就说切韵音系以金陵音体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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