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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如果我的记忆无误的话——我从来没有用文字记录一些事情的习惯，一切靠脑袋，常有误讹，实在惭愧——是1983年的岁末，周扬从广东回来。他由于在粤期间跌了一跤，已经产生脑血管障碍，语言障碍。我到绒线胡同他家去看他，正碰上屠珍同志也在那里。当时的周扬说话词不达意，前言不搭后语，以至尽是错话。他的老伴苏灵扬同志一再纠正乃至嘲笑他的错误用饲用语。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惭愧地不时笑着，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他笑得这样谦虚质朴随和，更传神一点，应该叫做傻笑。眼见一个严肃精明，富有威望的领导同志，由于年事已高，由于病痛，变成这样，我心中着实叹息。我和屠珍便尽量说一些轻松的话，安慰之。只是在告辞的时候，屠珍同志问起我即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文艺方面的座谈会。还没有容我回答，我发现周扬的眼睛一亮，“什么会？”他问，他的口齿不再含糊，他的语言再无障碍，他的笑容也不再随意平和，他的目光如电。他恢复了严肃精明乃至是有点厉害的审视与警惕的表情。于是我们哈哈大笑，劝他老人家养病要紧，不必再操劳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自有年轻的同志去处理。他似乎略略犹豫了一下，然后“认输”，向命运低头，重新“傻笑”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与他见的一面，他的突然一亮的目光令我终身难忘。底下一次，就是1988年五次文代会召开前夕陪胡启立同志去北京医院的病房了，那时周扬已经大脑软化多年，昏迷不醒，只是在唤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的眼睛还能眨一眨。毕淑敏的小说里描写过这种眨眼，说它是生命最后的随意动作。周扬抓政治抓文艺领导层的种种麻烦抓文坛各种斗争长达半个世纪，他是一听到这方面的话题就闻风抖擞起舞，甚至可以暂时超越疾病，焕发出常人在他那个情况下没有的精气神来。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同时，没有“出息”的我那时甚至微觉恐惧，如果当文艺界的“领导”当到这一步，太可怕了。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说评奖的发奖大会上，我听照例的周扬同志的总结性发言。周扬同志说到当时某位作家的说法，说是艺术家是讲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云云。周说，大概在某些作家当中，把他是看作政治家的，是“不讲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看作艺术家的保护伞，是“自由化”的。说到这里，听众们大笑起来。然而周扬很激动，他半天说不出话来。由于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实实在在的眼泪，不是眼睛湿润闪光之类。也许他确实说到了内心的隐痛，没有哪个艺术家认为他也是艺术家，而真正的政治家们，又说不定觉得他的晚年太宽容，太婆婆妈妈了。提倡宽容的人往往自己得不到宽容，这是一个无情的然而是严正的经验。懂了这一条，人就很可能成功了。就是在那一次，他也还在苦口婆心地劝导作家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自由但也要遵守法律规则，就像开汽车一样，要遵守交通警的指挥。他还说到干预生活的问题，他说有的人理解的干预生活其实就是干预政治。“你不断地去干预政治，那么政治也就要干预你，你干预他他可以不理，他干预你一下你就会受不了。”他也说到说真话的问题，他说真话不等于真理，作家对于自己认为的说真话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他在努力地维护着党的领导，维护着文艺家们的向心力，维护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文艺工作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甚至为之动情落泪，殷殷此心，实可怜见！在此前后，他在一个小范围也做了类似的发言，他说作家不要骄傲，不要指手划脚，让一个作家去当一个县委书记或地委领导，不一定能干得了。他受到了当时还较年轻的女作家张洁的顶撞，张洁立即反唇相讥：“那让这些书记们来写写小说试试看！”我们都觉得张洁顶得太过了，何况那几年周扬是那样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地以保护文艺新生代为己任。但是彼时周扬先是一怔，他大概此生这样被年轻作家顶撞还是第一次，接着他大笑起来。他说这样说当然也有理，总要增进相互的了解嘛。他只能和稀泥。他那一天显得反而是十分高兴，只能说是他对张洁的顶撞不无欣赏。周扬那一次显得如此宽厚。然而他在他的如日中天的时期是不会这样宽厚的，60年代，他给社会科学工作者讲反修，讲小人物能够战胜大人物，那时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峰，那时候他的言论锋利如出鞘的剑。他在著名的总结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提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时候，也是寒光闪闪，锋芒逼人的。1983年秋，在他因“社会主义异化论”而受到批评后不久，我去他家看他，他说到一位领导同志要他做一个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要做得使批评他的人满意，也要使支持他的人满意，还要使不知就里的一般读者群众满意。我自然是点头称是。这“三满意”听起来似乎很难很空，实际上确是大有学问，我深感领导同志的指示的正确精当，这种学问是书呆子们一辈子也学不会的。我当时正忙于写《在伊犁》小说系列，又主持着《人民文学》的编务，时间比金钱紧张得多，因此谈了个把小时之后我便起立告辞。周扬显出了失望的表情，他说：“再多坐一会儿嘛，再多谈谈嘛。”我很不好意思也很感叹。时光就是这样地不饶人，这位当年光辉夺目，我只能仰视的前辈、领导、大家，这一次几乎是幽怨地要求我在他那里多坐一会儿。他的这种不无酸楚的挽留甚至于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每次对于我的难得的造访都是这样挽留的。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有些软弱了呢？我想起了1983年初我列席的一次会议，在这次由胡乔木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周扬已经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吃力地抵挡着来自有关领导对于文艺战线的责难，他的声音显出了苍老和沙哑。他的难处当然远远比我见到的要多许多。而在30年前，1963年，周在全国文联扩大全委会上讲到了王蒙，他说：“……王蒙，搞了一个右派喽，现在嘛，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啦，对于他，我们还是要帮助……”先是许多朋友告诉了我周扬讲话的这一段落，他们都认为这反映了周对于我的好感，对我是非常“有利”的。当年秋，在西山八大处我参加全国文联主持的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读书会的时候，又亲耳听到了周扬的这一讲话的录音，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我直听得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党的恩威，周扬同志的恩威都重于泰山。我是在1957年春第一次见到周扬同志的，地点就在我后来在文化部工作时用来会见外宾时常用的子民堂。我由于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受到某位评论家的严厉批评，想不通，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后来受到他的接见。我深信这次谈话我给周扬同志留下了好印象。我当时是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书记，很懂党的规矩，政治生活的规矩，“党员修养”与一般青年作家无法比拟。即使对于那篇小说，我不能接受那种严厉的批评，我的态度也十分良好。周扬同志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见我十分瘦弱，便问我有没有肺部疾患。他最后还皱着眉问我：“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提出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就没有十月革命前的文学成就大，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需要掌握充分的资料，随随便便一说，是没有根据的。”周扬闻之大喜。我相信，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决心要一直帮助我了。所以，1978年10月，报纸上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我立即热情地给他写了一信，并收到了他的回信。所以，在1982年底，掀起了带有“批王”的“所指”的所谓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的时候，周扬的倾向特别鲜明（鲜明得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因为他那种地位的人，即使有倾向，也理应是引而不发跃如也的）。他在颁发茅盾文学奖的会议上大讲王某人之“很有思想”，并且说不要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等等。他得罪了相当一些人。当时有“读者”给某文艺报刊写信，表示对于周的讲话的非议，该报便把信转给了周，以给周亮“黄牌”。这种做法，对于长期是当时也还是周的下属的某报刊，是颇为少见的。这也说明了周的权威力量正在下滑失落。新时期以来，周扬对于总结过去的“左”的经验教训特别沉痛认真。也许是过分沉痛认真了？他常常自我批评，多次向被他错整过的同志道歉，泪眼模糊。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特别注意研究有关创作自由的问题，并讲了许多不无争议的意见。当然也有人从来不原谅他，1980年我与艾青在美国旅行演说的时候就常常听到海外对于周扬的抨击。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听到不止一位老作家议论他的举止，在开会时刻，他当然是常常出现在主席台上的，他在主席台上特别有“派”，动作庄重雍容，目光严厉而又大气。一位新疆少数民族诗人认为周扬是美男子，另一位也是挨过整的老延安作家则提起周扬的“派”就破口大骂。还有一位同龄人认为周扬的风度无与伦比，就他站在台上向下一望，那气势，别人怎么学也学不像。还有一位老作家永不谅解周扬，也在情理之中。有一次他的下属向他汇报那位作家如何在会议上攻他，我当时在一旁，周扬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度，他听完并无表情，然后照旧研究他认为应该研究的一些大问题，而视对于他的个人攻击如无物。这一来他就与那种只知个人恩恩怨怨，只知算旧账的领导或作家显出了差距。大与小，这两个词在汉语里的含义是很有趣味的。周扬不论功过如何，他是个大人物，不是小人。刘梦溪同志多次向我讲到周扬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的两句话，他说，最根本的教训是，第一，中国不能离开世界，第二，历史阶段不能超越。言简意赅，刘君认为他说的好极了，我也认为是好极了。可惜，我没有亲耳听到他的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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