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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我不是文艺界人士，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文艺工作也不关心，因此周扬在文艺工作中的是非功过、他和文艺界某些人士的恩恩怨怨，过去不了解，直到现在也还是不甚了了。知道的一鳞半爪不会超过许许多多评论周扬的人。但是我同周扬的关系应该说还是相当密切的。我同他相识的时间到去年已有50年之久，自信对他基本上是了解的，有机会我想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不过今天我只想回忆我和他接触的经过，想写的那篇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暂时放一放。 一最近我写了一篇《忆艾思奇》。文章分六小节：“闻名”“见面”“相识”“同事”“朋友”“不平”。这里说的“见面”只是我见到了他，而他未必认识我，说不上相识。我和周扬的关系大体上也是这样，连最后这“不平”也都适用。在30年代，我听说过周起应这个名字，算是闻名。1940年初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开成立大会，我同他都在主席台上。我请人指出台上都是些什么人，指到周扬时我注意看了一下。这次是2月间的事。6月，延安开新哲学年会，我又把他在与会者中间辨认了出来。这是“见面”。那时他是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在延安，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后来我读了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我想大概就是他当教育厅长时翻译的，因为在那次新哲学年会上他提交给年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我和周扬“相识”也许就在1940年6月举行的那个新哲学年会上。那时我早已知道他了。在那个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我这张延安哲学界的“新面孔”，很可能引起了周扬的注意。散会后我有幸同毛泽东坐在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的一张餐桌上，而且我就紧靠他的身边。毛泽东在餐桌上问了我的姓名、专业，讲了一通哲学家要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的道理。这时周扬如果也在饭桌上，更不会不注意到有我这个人。但我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当然那时还没有交换名片这样的事，只能说互相认识，不能说“结识”。我和艾思奇从“相识”到成为“同事”相隔有六年之久。我和周扬从“相识”到“同事”也相隔了四年。那是在1944年，党中央决定重建延安大学，任命周扬为校长的时候。重建后的延安大学向正规大学迈进了一步。它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行政学院的前身是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的，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地方行政干部的学校。本来不出名。院长王子宜也很少有人知道。1942年后，这个学校在抢救运动中一度成为专门从事“抢救”后的甄别工作的地方。我也从西北局来到这个学校接受甄别。那时集中在那儿的人很多很多，并不上课，也不搞运动，只是住在那里等“结论”。重建延大时它又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校。它的地位比整风前—下子提高了许多。院内设有财经、教育、行政三个系。鲁艺很出名，那时沙可夫任院长。自然科学院李强任院长。这两个学校内也都设有若干个系，学习时间也比较长。三个学校加在一起是当时延安干部学校中最大的。延安大学校长的职务，应该说是很重要的①。那时我在行政学院刚结束甄别，党组织就没有让我回西北局，跟着行政学院到了延安大学，留了下来，成了周扬的部下。但是如果不发生毛泽东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大课的事。我和周扬还不会熟悉起来。有一天，周扬把副校长张如心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毛主席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全校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应该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毛主席还说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让于光远讲。周扬说，这门大课就由张如心、我和他自己三个人开。我先讲自然发展史，接着张讲社会发展史，最后由他自己讲第三个部分。每周上一次课，每部分讲四到六次，就在延安南门外的行政学院①人们都说周扬担任过鲁迅文学艺术院院长。我对他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之前的履历不很清楚，也没有特别注意，最近问了比较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知道鲁迅艺术院成立初只包括音乐和美术等艺术，而未包括文学。鲁艺第二期才设文学系。鲁艺的名称也是在这之后才改为鲁迅文学艺术院的名称。此时周扬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并兼文学系主任。周扬没有当过鲁艺院长，院长一直是吴玉章，他只做到副院长。礼堂讲（延安大学校部与行政学院在一起），校部和行政学院全院工作人员、各系师生都听。鲁艺在延安东边十来公里外的桥儿沟，而自然科学院，那时也已经从南门外杜甫川搬到北门外大便沟内，这两个学院都离上课的地方很远，只好派“代表”听课。很快就开始上课，三个人各自准备，各讲各的。周扬提出，在一个人讲课时，其余两个人最好听听，便于向毛主席汇报。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周扬和张如心果然去了。我讲了五次，他们是否每次都去，记不得了。而张、周讲课时，我是一次也没有漏掉，都去听了。我很想了解张如心和周扬的理论水平，同时那时我还是延安大学教务科的副科长，更该了解有关这个“大课”的教学状况。经过这三个来月的大课，我对周扬就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他操湖南乡音，但口才很好，讲的是自己的心得体会，既生动也深刻。相比之下，张如心讲的大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就相当枯燥。通过听周扬的几次讲话，我很佩服他的学识和水平，看出他是个思想很开阔的人。同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接触：日本投降后，延安大学全校师生要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于是全校组成了一个行军大队，下辖行政学院、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中队。周扬是大队长，我是大队秘书兼直属中队的队长。加上直属中队，延安大学共四个中队，四个中队分开来走，在行军过程中不能联系。所谓直属中队，它的主要人员就是周扬一家、张如心一家、何干之一家。此外还有自然科学院最低年级的十几个女孩子。自然科学院那个中队想走得快些，不便照顾这些低年级的女孩子，提出让她们跟我们这个直属中队走。我同意了。那些女孩子其实都能走，让我耽心的倒是在行军中要照顾周扬的只有十来岁的两个孩子。我想这也许是比较麻烦的事。一路上周扬和他的夫人苏灵扬都能忍受艰苦，没有提出任何使我为难的要求，说明我是过虑了。周扬很照顾行军中做实际工作的人的困难。这段行军时间很长，有20多天，行军中没有什么事，我和他闲谈的时间不算少，使我增进了一些关于抗战前上海文化界的历史知识，也使我增进了不少对他本人的了解。这是第一次和他同事。到张家口后，我去北平参加“北平《解放》报”的筹办工作，很快就与周扬分手了。没有想到两个月后和他又在北平相会。那时候美国的费正清邀请他、老舍和曹禹去美国访问，他就到北平来办理出国护照。他听说我们办这张报纸的人已经买了一个院了，就不想住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的招待所，要住到我们这个院子里来。我们表示欢迎。他不是报社里的人，我们就给了他一个“社长”的假名义。报社工作是由钱俊瑞以总编辑的名义领导的。但是周扬住在报社，在一起吃饭时，他也给我们出点主意。周扬在报社的院子里大约住了不到两个月。那时他经常出去活动，同北平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就在他到北平后不很久的3月24日，中华文艺协会北平分会就在中山公园的水榭成立了。选举了张恨水、马彦祥、周扬、张光年、徐盈、彭子岗、陈北鸥、俞平伯、顾颉刚等为理事。当时我与周扬同住在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的一座小楼里，天天见面，一起吃饭，经常聊天。他在文艺界的活动，报社的同志不参加。那时在石驸马大街有一所房屋是师大女附中学生解华芳（后改名解冰，建国后我在北平曾见过她。有一次在周扬家谈过解冰，周扬知道她在北京的某个单位工作，可是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她）的家。我为了联系报社的读者有时到她家去坐坐。盛家伦是她家的常客。在那里我也见过周扬。在那里我听他们谈论文艺界的事情，也增加了一些文艺界的知识。正好在这段时间内，北京发生了有名的“四三事件”：二三百个军警宪特在4月3日凌晨闯进《解放》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进行搜捕。报社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捕。周扬正住在报社。那天早上，由于报社同志们进行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坚决抵抗，他们派出的军警宪特虽然很多，三个人架一个我们的同志押往警察局，人手还是不够。因而周扬和我等20来人，当时未被捕走。我们在报社编辑部继续和特务展开了斗争。周扬那天早上在方壶斋九号门口对那些兵士和警察发表演说的事，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在北平《解放》报社门口的这场斗争，当时我写了一篇通讯《特务现形记》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里面就讲到周扬演说的事。5月底，报社被查封。周扬因为拿不到出国护照，在查封前早些日子已回到张家口，做了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而我在1946年5月底北平《解放》报被国民党查封之后，6月初撤回张家口，暂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帮助工作。到张家口后我找到了他的家，给他讲了《解放》报最后几天发生的情况。在这之后，我就同丁玲、李又常等人一起到桑干河上搞减租清匪反霸运动。8月我又从张家口骑快马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从这时起，到1949年北平解放，我和他之间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只是听到有关他的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那个行军时在延大直属中队和我走了一路的小儿子，在晋察冀中央局向阜平转移途中从大车上跌下去身亡。这件事带给他的悲伤是不必说的。我知道周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对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喜爱。 二建国后，他在文化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和他没有多少来往。在这期间我只知道有关他的一件事，那就是在建国前中宣部调来了十来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资料室，归我联系。资料室里有两位同志，呆不多久就调去了文化部，其中有一位叫谢素合。周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他大概对自己的译文不满意，就把谢素台调去帮助他重译这部名著。于是我就知道了在那个时期他做过的一件工作。大约在1954年他到了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我是科学处处长，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他分管科学处后，第一次同全处同志讲话时，讲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把科学工作和文艺工作相比，他认为科学更为重要，但是自己对科学懂得的比较少，这方面的工作也不熟悉，因此只能多管些文艺工作。他说，好在你们科学处的人大都是学科学的，科学处的工作你们一定会做好。虽是如此，他表示部领导既分配他联系科学处，自己还是一定尽力去做组织分配给的工作。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周扬逝世已经有七年了，逝世时他81岁。对这样一位为党为革命奋斗了60年、在文艺界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人，逝世后未发表若干篇有分量的纪念文章，不能说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83年有位领导同志发动对他进行批判，说周扬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有严重政治错误，是对我国的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那位领导同志对舆论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写纪念周扬的文章，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涉及那位同志。在那几年的气氛中，即便有人想写文章纪念周扬，也不能不有所顾虑，难以落笔，而且即便写了出来也未必发表得出来。最近这两年有关周扬的文章多了起来，不过文章多半只涉及他在管理文艺工作中的事——特别是与文艺界的关系问题。对周扬为了写人道主义的文章受不公正批评的事涉及得就很少，而这对于周扬的最后几年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关于对周扬与科学界的关系涉及得更少。今天我写回忆他和我之间交往的这篇文章，考虑到在中宣部科学处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之久，因此应该多回想一些有关周扬与科学——主要是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事情。当然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文艺方面，但也表现出对科学工作的相当大的兴趣。首先我想讲的一件事是，1957年他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十二年自然科学远景发展规划。我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十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我认为应该同时制定1956—1967十一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在一次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周总理立即同意，要我抓这项工作。于是我们中宣部科学处就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商量，组织力量编制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由哲学社会科学处副主任潘梓年主持，由学部秘书刘大年带领学部刘桂五等若干同志，立即开始紧张地工作。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报告中讲到编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事情。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写进了这一条。但是自然科学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两者在制定过程中的领导状况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规划先是由陈毅后是由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直接领导，并在工作的进行中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关心。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虽然也纳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但陈毅同聂荣臻都知道这件工作有中宣部在领导，因而从不过问此事。其实中宣部就只是我们科学处在抓，部领导也不过问。这种情况在编制过程中倒也罢了，可是在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要向中央汇报时，我就很发愁。我总不能说中宣部领导没有看过，整个工作由一个处长于光远负责。于是我找陆定一，请他对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稿子审查一下。陆定一说正忙其他的事情，不能看这个规划稿。我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确没有兴趣，只好去找周扬。在我提出这个请求后，他勉强答应看一遍这个大部头的有许多分册的规划。看后他没有提什么意见，算是审阅过了。而我只要求部领导有人看过，有中宣部承担了责任，也就满意了，否则这么大的事，我无法向中央交代。周扬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我是很感谢他的。他没有提意见，并不是没有意见。1958年在一个会议上他批评我，说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同制定自然科学规划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思想性很强的事，而我主持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在思想引导方面注意得不够。对他的这个批评我发自内心地接受。1956年那次请他看规划稿，他没有提这些意见，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事实上已不能重新组织力量去改。那时自然科学的规划已经可以交卷，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需要同时交出，没有时间去作根本的修改。他照顾了我的这个困难，因而采取不提意见的方针。而在两年后，他才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我。在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编制新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就根据周扬十年前对我的这个批评，特别注意每个学科中的思想方面的问题，纠正了1956年时的缺点。周扬领导我们科学处期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全体大会。1961年聂荣臻宣布《1956—1967年科学技术二十年远景规划》提前五年完成，决定制定1961——1972年第二个自然科学远景规划。我向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出也应该检查自己那个远景规划执行的状况，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在1961到1972年间如何发展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接受了我的建议，作了一番准备之后，决定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并扩大举行。大会请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答应了。他作了一个长篇的报告，其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这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主旋律。报告中他当然也讲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其他方面的问题。周扬自己在讲话前作了充分准备。在作了报告之后把讲稿整理成文章时，我们科学处的同志做了一些文字工作。周扬一遍一遍地改，定稿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在这个稿子上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加上一些重要的论述。“一分为二”这个提法，毛口头上讲得比较多，文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就是在周扬这个报告中。周扬在这个报告中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有很大的兴趣。毛泽东看稿改稿时对这没有提不同的意见，对这，周扬也一直很高兴。周扬本人对这个报告是十分重视的。那时，我感到周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发生了颇大的兴趣。他很看重卢卡奇的著作。这一点我想与卢卡奇对美学也作了比较深的研究，同时又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有关，因为这也是周扬的专门领域。卢卡奇有一本书《历史和阶级意识》很有名，卢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异化和实现“真正的人性”。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找了一些卢卡奇写的东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许同译文有关），不想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因此同周扬在这方面谈不到一起。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周扬对哲学的兴趣的确很高，甚至比文艺方面更高。在提到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会议时，我想附带说几句：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他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名单是我们中宣部开的，报上去，毛泽东同意了。名单里的老年科学工作者中有高亨和杨荣国这个在“文革”中受到特别重视的人。青年科学工作者中我们提出王若水和姚文元两个人的名字。毛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在这里我想讲讲周扬改别人起草的稿子的一个特点：他把别人稿子上有用的词句甚至一些中性的句子都留下来，按照自己的思想把稿子改下去，然后把他留下的这些字句，很远很远地用线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这倒不是为了少写几个字，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对起草稿子的人很尊重。他的改稿的方法同另外一位不一样。那一位常常只留下原作者开头的几句话，然后自己一路写下去，写完后把原作者写的统统删掉，并往往不给原作者看过就用原作者的名义拿去发表。周扬在主持文科教材方面的工作的成绩是不应该忘记的，他为主编这一套系统的文科教材，没有少花气力。编写文科教材是一项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进行系统研究然后写成教材供高等学校使用的工作。周扬对此非常重视。当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由各学科的学者参加，组织工作是由中宣部各处、教育部文教司和许多高等学校的人参加，但周扬对总体设计、确定主编、某些教材的审订出版是管得很具体的。我是他做这件工作的助手并主管各经济学科。在“文革”中，主持这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有一件事，是既同我们中宣部科学处也同中宣部文艺处有关的，那就是举行了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小型学术讨论会。那件事的起因是，《红旗》杂志社从吉林调来了一位文教书记郑季翘担任这个刊物的常务副主编（主编是陈伯达）。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文中认为形象思维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对使用这个概念的人进行批评，而且批评时用字相当重。郑抗战前是我清华同学，在学校学中文。他是“一二·九”的参加者，也是1946年我在北平《解放》报工作时的同事。可是我以前没有看过他写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这回是我第一次读到他写的文章。这篇东西，是有他独立见解的。但他并不把这篇文章拿出去发表，而是送到中宣部来要求“审查”。中宣部收到郑写的文稿和来信后，周扬就把我找去商量。我们两个人认为这类学术问题属于争鸣范围，中宣部不应该去“审查”，但又都认为不能不给以答复。我主张中宣部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请郑参加，这样我们中宣部既表示了对他写的东西的重视，同时也处理了他的来信。周扬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办法。他还认为中宣部以后可以经常开开这种会议。我当然赞成这个主张。周扬让我同陈伯达商量，陈伯达也赞成中宣部可以多开这样的会议。于是我提出一批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其中有哲学所研究黑格尔的杨一之（他单独翻译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贺麟（他翻译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并参加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王玖兴（他也参加翻译了《精神现象学》，北京大学的朱光潜（他是“美学”专家、黑格尔《美学》的译者）和王大庆。我们还提了邓拓、廖沫沙等人。文艺处也提了若干人。座谈会就在中宣部教育楼会议室举行。周扬主持会议，陈伯达、郑季翘参加。那天朱光潜未到。会上各抒己见，发言集中在所谓形象思维与艺术想象之间的关系：所谓形象思维究竟属不属于思维的范围；形象思维与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关系；在美术、雕刻中的形象思维与音乐创作和欣赏中的形象问题等等。周扬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兴趣，会上也讲了不少话。虽然周扬认为这样的会中宣部可以经常地开，但事实上只开过一次，没有再举行过第二次。关于周扬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所作的贡献，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我建议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一些同志专门写一篇周扬与自然科学的文章。他们对一些具体工作的情况似乎记忆得比我清楚。60年代刚开始不久，周扬有一次因病住进了医院。同时聂荣臻因病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在建国前的四五十年代，周扬曾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中央局担任过工作，同聂总本来就很熟，在医院里二人有比较从容的时间交谈。他们谈话的时候我虽不在场，但是从周扬出院后和我的谈话中，也从周扬的表现中，看出这次谈话对周扬思想上的启发很大。在这之后周扬对科学工作明显地比以前更加热心了。他对政治运动中科学工作者不能正常工作这一点表示很不满意。他特别强调科学工作要多出成果、出人才，党应该保护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1956年党的八大是一个开得非常好的代表大会，不久前我写了一篇纪念八大的文章。但是八大路线只维持了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因反右派斗争实际停止执行了。不过在党领导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工作方面，周恩来、聂荣臻等仍通过坚持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办法，和制定科学十四条等办法，一直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八大路线。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十多年中，同时在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两个系统中工作，我知道这两个系统中的指导思想是有相当差异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是“抓政治抓思想”，从1957年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跟得很紧。国务院抓建设工作，对搞阶级斗争不那么积极，甚至有些抵触。周扬在与聂总谈话后，依我观察，思想上有比较明显的转变，比较多地倾向聂总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领域中采取的做法。科技系统也就开始找周扬参加他们的活动。1961年4月中国科协在北京饭店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请周扬去做报告。他答应了。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周扬对聂总在医院里跟他讲过的一句话表示欣赏。聂对周扬说：“我过去干武装革命，现在想用我的余生，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周扬说：“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是周扬最早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讲话提出来的。这一点，有人写到中国科学的院史里。在中国科协这次讲话中他也讲到，要求自然科学家创造发明正如要求工人生产工业品、农民生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文学家创作文艺作品、社会科学家写出理论著作一样。周扬讲，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来适合国家各方面的需要。在这次讲话中他非常强调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1956年5月由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演讲中提出之后，科学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许多人怀疑这个方针的真实性，也有人翻了过来，认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总而言之，这个方针在人们头脑中变得很模糊。因此周扬在这个讲话里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周扬不只是在这个讲话中重申了陆定一讲过的那些语言，还作了自己的发挥。在反右之后，有一次他去湖南了解到那儿有些高等学校又重新对遗传学中的门德尔摩根学派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他就严肃地进行制止。他看到科学处办的一期简报中反映各地发生反对百家争鸣的现象后，立刻指示中宣部把这期简报寄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要求他们注意克服这些现象。 三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的事、特别在人事方面，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去作“副业”。现在我写这篇文章，读者们当然会希望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我也觉得应该讲一些当时听到的情况，讲一些当时自己的想法。可就是说不出什么来了，真很抱歉。但是我毕竟在中宣部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会上会下总听到见到不少事情，还是可以写一点的。比如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我不敢说他在文艺界的表现究竟如何，我只能说说他在中宣部内给我留下的印象。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关于这个口号之争，30年代在上海的刊物上的文章，作为一般的读者，我倒注意了一下，但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原则的分歧。觉得本来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东西变成大是大非的问题，争来争去理解不了，也就不再关心，我也一直没有注意胡风与胡的朋友们的言论和行动。反胡风斗争后毛泽东批注的那几个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我当然看了。看了仍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觉得胡风等人消息很灵通。胡风和朋友们的信中写到1952年由于“学习杂志错误”几个“理论红人”受批判的事。我就是信中所说“理论红人”中的一个。而且信中所说的陈伯达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是我所不知道的。我相信很可能有这么一件事，但是除了胡风几位提到此事，至今我还没有得到其他信息。从公布的那些信件中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来。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出版的时候），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是全都知道的。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一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常常说他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现在胡风案件早已正式平反，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的，有的文章作者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上面写的是我在中宣部期间周扬给我留下的印象。关于丁陈事件。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干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我有些奇怪，因为丁的历史似乎大家早就知道，组织上想必也早就审查过，否则不会到中宣部当文艺处长，陈企霞也是在延安经过整风审干的人，怎么一下子又都有了“严重问题”。从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可是这个问题又不好提出来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因而许多年一直不清楚。加上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之多，我却越听越不明白。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说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什么，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有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了《炎黄春秋》上李之琏写的《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问题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李认为周这么讲是不真实的。根据多年与周扬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讲到毛泽东。李之琏说：“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李之琏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讲的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作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并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周扬不会当着陆定一的面说假话。周扬可能有这种错误或者那种错误，但周扬不具备李之琏文中所描写的说假话的那种品质。至于在处理丁陈“案件”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有待于弄清楚。可惜知情人一个一个地逝世，完全弄清楚的难度相当大。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事件毛作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我还有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何对文艺发表这么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后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怀疑，有一些我怀疑是江青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对电影《武训传》和《海瑞罢官》进行判断这两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这我只是怀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使我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在“文革”结束周扬到科学院后，有一次在油房胡同，我对他谈起陆定一“文革”后在北京医院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陆定一对中宣部的工作能作这样一个反思，使我对陆产生很高的敬意。周扬听了我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陆定一讲话向来概括性强，周扬不会说陆定一说出的那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自己在中宣部（或者更早以前的那些年份）做过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许多场合他还向许多文艺工作者道歉。那时我听说在周扬作这种反省时，有人还认为周扬不应该那么做，因为许多整人的事并不是周扬自己决定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是周扬还是反省、还是道歉了。对于在我们党内统治了许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经过“文革”，陆定一有了很大的觉悟，周扬也有了很大的觉悟，而有一些人却不觉悟。 四从1963年起，全党工作的重点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移。1964年、1965年两年，对学术界、文艺界的“批判”越来越“扩大”“深化”。1962年在广州举行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张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半年之后，毛泽东8月间在北戴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对原先刘少奇起草的那个草稿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目标等等。在这段时间内，周扬一直在斗争漩涡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观察到他情绪不高，有一种想离开这场运动远一点的倾向。在这期间他常去天津。他去天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看出他不过是借个题目下去走走。当他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曾为其他的事去过天津。见面后我向他汇报了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单独的谈话，在谈话中听出他一些心声（那一次我去天津时，陈伯达以在小站蹲点的名义住在天津。我同周扬还一起去看过陈伯达。这也是我观察周扬的机会）。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顾问。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么能不和周扬划清界线、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化大革命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在“文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我也没有在别的斗争会上见到过他，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实际上他在天津，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北京后没有在什么大会上挨斗就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后来又被关进了秦城，然后又从秦城搬到万寿路组织部招待所一座楼里被监护。“四人帮”粉碎后他被解放，从前楼搬到后面的别墅。就在这时候我才看望过他和住在隔壁的宋任穷。这是1976年或1977年初的事情。在“文革”期间，我同周扬虽然毫不接触，可是同他的夫人苏灵扬却成了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的“同学”。从延安到张家口一路行军中我和她有所接触。在这之后，将近20年中很少见到她。我只知道建国后她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后来听说她去了北京市教育行政学院。后来又听说她去了北京市艺术师范学院。在艺术师范学院她生了一场大病，动了手术，调来中宣部。可是我在中宣部一直没有见过她。“文革”开始，中宣部副部长以上干部都成了黑帮受群众专政时，也没有见过苏灵扬。原来她是被从艺术师范中分出去的中国音乐学院揪走了。在中国音乐学院因要她交代周扬的下落，把她斗得很残酷，几乎生命不保，后来也被送去天津。一直到1969年中宣部到宁夏办五七干校，我才见到她。在干校，我同她不只是一般的“同学”，我们还一起制作醣化饲料。制作的过程很简单：先是把楷杆用粉碎机粉碎，然后装包用板车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装到一个缸中去醣化。我干力气活，她是我的帮手。认识苏灵扬的人都知道她个子小，长得也纤弱，没想到干起活来很认真，不怕苦也不怕累。我对她的印象很好。反正我还真有些气力，两人在劳动中配合得很好，也很愉快。只是我对她发过两次急。这是因为她对我笨手笨脚看不上眼，老要教我这个小兄弟这么做、那么做，老是对我指责。我听烦了，对她态度不好。为此曾经有两次对她发急。所以我一直对她有歉意。20多年后我有一次去周扬和她住的油房胡同的家“作客”，见到她时，谈起这件事，我向她表示歉意。她说这件事一点也记不得了，而我却没有忘。当时她的确对我很生气的。 五粉碎“四人帮”后，我也不清楚周扬是怎么被解放的，对他做了怎样的“结论”。我没有同他谈过这方面的事。后来他到社会科学院，在他分配到社会科学院来之前我不知道，在社会科学院见到他时，我知道我们又成了同事一一第三次同事。最初周扬到社会科学院时有一个“顾问”的名义。这当然是暂时性质的。后来改为“副院长”，没有分工管什么事。那时候社会科学院掌握实权的院长是胡乔木。协助胡乔木工作的是我和邓力群两个副院长。后来周扬来了，做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没有分配实际工作。他的这个职务是虚的。似乎一开始也没有让他参加党组。那时他来院部开会，我也不记得他发过什么言。他是个爱动脑筋、看到一些情况就会产生想法，而且是喜欢说话的人。而这期间几乎不发言。我知道这决不是表明他没有想法，一定是他心情还不那么好。那段时间我很忙，但是我还是去过油房胡同几次。在他家里，他说话就比较自由。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他倒是讲了些意见。当我告诉他那时我记取了1958年他对我提出的意见，改变了1956年时编1956－1967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方法，他听了是很高兴的。1978年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研究生院。在1979年中国科学院就设立了研究生院，我受到启发，向胡乔木提出在社会科学院也应把研究生院建立起来。我还对胡乔木说，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各系集中的人才远远比不上哲学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可是人民大学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人，而哲学社会科学院没有抓培养人才的工作，各个研究所里的人眼看着老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必须积极改变。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当时在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中胡总抓，我分工管各学科建设。在讨论研究生院院长人选时，周扬提出请陈翰笙。陈翰笙不愿担任，于是就由温济泽以研究生院副院长名义主持了一个时期院务。以后温济泽提议，经过社会科学院我们几个做常务工作的人同意，作出决定，请周扬担任研究生院院长。这样周扬在社会科学院内才有了一个实际工作的岗位。大概也就在这时候周扬参加了院党组工作。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他参加了。而且是11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在这个会上，理论界、新闻界的人比较活跃，文艺界参加的人不太多。会议是各界混合分组。周扬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不少议论，胡绩伟记得周扬曾经发表过一个意见：不要责怪青年们写大字报这样的事，这表明青年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认识，表明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务虚会的参加者是有不同看法的。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我和黎澎、温济泽几个人提出要利用这个纪念强调在我国发展民主和科学的必要性。那时社科院的学术工作是我分工负责的，于是在社科院就成立了由周扬、温济泽、黎澍和我四个人组成的小组，负责筹备纪念会工作。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周扬作了“中国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讲话。对于周扬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安排，胡乔木、邓力群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而我总感到不那么合适，而且不安。按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本应该明确地排在我和邓力群的前面，这可以使他在社会科学院多发挥一些作用。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他作为我们的老领导的地位没有变。周扬在“文革”前是候补中央委员，1979年中央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把他补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记不清楚是1980年还是1981年，周扬在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也有人说周扬只是中宣部的顾问，同时在中宣部担任顾问的还有李卓然等。后一个说法也对。周扬在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后，一次他见到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提出自己年纪大了是否可以同意改任顾问，胡表示可以，但是后未经研究，仍让周扬担任副部长。十二大前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思想工作小组，其中有他。这个小组的成员按发表时排名的次序是：胡乔木、王任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华楠、邓力群（秘书）。这可以表明，周扬基本上恢复到了“文革”前的地位。就在这个思想小组成立后不久，党中央委托中宣部召开了一个思想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思想小组没有出面，王任重以中宣部部长又是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主持会议。胡乔木在王任重上面领导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范围包括整个思想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到的也不少，但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白桦的电影《苦恋》，因此文艺界来的更多。周扬这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次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出现。他一直参加文艺界分组的会议。因为我在另外分组会议上，他发表了怎样的意见，我没有听到。在这个会议结束时，除了胡乔木和王任重外，还要周扬和我讲话。冯兰瑞同志保存有周扬讲话的笔记。最近她给我看了这个笔记。从笔记中可以看出周扬讲话的方式还是与“文革”前当中宣部副部长时一样。他讲得很全面，虽然对白桦的《苦恋》进行了批评，但总的看来是保护文艺界的。从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口气来看，说明他完全恢复了“文革”前的地位。在思想工作会议结束时，我的那次讲话也讲了有关白桦的《苦恋》和《解放军报》批判白桦文章的事。讲话前我没有同乔木商量，倒是问了一下周扬。我对他说，我想对白桦和《解放军报》各打五十大板，问他可不可以。他只笑了一笑，没有说话。中央思想小组成立后只处理过几件事情，没有开过什么会，十二大以后，没有作出什么交代，这个小组就不再存在了。1982年，党中央召开十二大。我因年龄已超过65岁，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周扬比我年龄大，也退了下来，也当选中顾委委员。我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还当了一个时期社会院的顾问，周扬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似乎也担任了一个时期中宣部顾问。从这时起我们不再是同事，而成了朋友。在中顾委，周扬、夏衍、张光年和我都在一个支部。因为我们的支部文艺界的人多，有时发言就很自然地会涉及有关文艺的问题。有一回在支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时，有一位同志责备文艺界，说我国处在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领袖，但是出不了伟大的作品。当时周扬、夏衍、张光年他们都没有起来反驳这个看法。我知道他们是文艺界的权威人士，讲话可能有所不便，于是我就起来打抱不平，讲了一大篇话。指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给我国文艺界讲了一番好话。在中南海我的两次关于文艺的发言（思想工作座谈会也是在中南海开的），周扬都表示高兴，说“你现在关心文艺工作了，这是‘文革’后你的一个进步”。 六1983年3月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我很重视这个纪念活动。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冷谈主义已经相当严重。我认为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适应历史的需要的结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下篇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下篇很不成熟，更应该得到很大的发展。至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适应当代的需要有所发展。我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早期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要问题。我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居首先的地位，在哲学方面也强调指出当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讲得很不彻底，因而使之彻底化的研究比起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与周扬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我并不反对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我也承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在十二大前，作为副院长，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管学术研究，并且还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认为自己有部署这次纪念活动的责任。因此早在1980年我领导的马列所就着手部署这个纪念活动。在1980年12月召开了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的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提出要积极筹备这个纪念活动，并提出17个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思考，并且建立了一个筹备班子。1981年又召集社会科学院各所的同志，再次提出抓紧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准备工作，举行学术讨论，把这个活动纳入社科院各所1981－1983的计划。但是在1982年我还在社会科学院担任负责工作期间，就有人利用我一次出差的机会背着我把开这个学术讨论会的领导权拿了过去。这不应该视为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是在这个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扬，这一点我还是很满意的。这个会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第一天，周扬宣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论文。这篇写得很好的论文当时在会上受到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但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却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胡乔木认为文中强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关于劳动异化等论述，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周扬对这不以为然。胡乔木理所当然对他很不满意。对周扬那篇论文的批判，可以视作胡乔木、邓力群背着中央发动的所谓“清污”——“清除精神污染”这场政治运动的开始。周扬的文章是被看作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精神污染物。胡乔木等发动的这个‘清污”运动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虽然我未直接接触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策划的，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也是明白的。这场运动受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最后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和反对。而胡乔木发动这场运动，把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和它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视作是严重的政治上的、理论上的甚至是组织上的错误是毫无道理的。最近我读到秦川写的一篇题为《1983年“清污”运动的追忆》。文中记载：在1983年，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和已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蛮不讲理地诬蔑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写了一个《中央宣传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报告中说，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不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周扬“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表现、希望他有认识、表示正确态度”。中央决定胡乔木、邓力群将此报告同周扬、秦川、王若水等见面，核对事实、听取意见再报中央。这一天，周扬在看了报告后，秦川见周扬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又坐了下来。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坐在他对面的乔木大概被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瞪大眼睛的胡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广周扬应声作答：“你不要戴帽了！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得寸进尺：“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寸土不让，“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见到这段对话，我真没有想到周扬会这样发火。看来他真是生气了。以后胡乔木到周扬家去了几次，一方面因为周扬历史上是有恩于胡乔木的人，胡乔木对周扬表示敬意，一方面试图要周扬承认错误。周扬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就在报刊上开展对周扬的批判，使周扬处在一个被批判者的地位。这时候，胡乔木又去周扬家里，说服他接见记者，作一些解释，说周扬做了这件事，对他的那一批判就可以了结。开始周扬表示不想这么做，后来勉强同意了。结果在胡乔木的布置下，传媒就把周扬接见记者的谈话宣传成他作了检讨。这使周扬感到很被动，他认为自己受了胡乔木的骗，从此就变得郁郁不乐。这次批判的实践效果非常之坏，不讲别的方面的影响，单讲对周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它毁坏了周扬的健康。周扬动过肺癌手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这些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虽然没有开他的斗争会，没有把它关起来，可是他心中的创伤却无法愈合。接见记者后，对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扭歪，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在胡乔木再三动员他接受记者采访后，他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结果却完全不是如此，使他处在无法声辩的地位。他感到抬不起头来。我对胡乔木批评周扬人道主义这件事一直不赞成。我认为这种批判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胡乔木自己也没有力量写出一篇能自圆其说的文章，找了不少人帮他写，也没有写好。而他就在自己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却给周扬无限上纲。我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为周扬不平。我看到周扬那样不快乐，于是我去油房胡同的次数也就多起来，为的是安慰他。到周扬家里我并不多谈使他很不愉快的那件事，而是东讲西讲，让他多知道一些信息，多关心一些问题，少想这件不愉快的事。但还是不能完全不讲到他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那个发言的事。每当接触到这一件事，苏灵扬对胡乔木的作为极不满意，常常激昂慷慨地数说一通胡乔木。周扬则常在一旁默默不语，偶尔括几句话。1984年刚过年，胡乔木的那本批判周扬的书出版了。过了不久，春节到了，1月24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向周扬“问候”。这首诗有八行：“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在油房胡同读到这首诗，苏灵扬十分气愤，认为这是胡乔木对周扬的愚弄。事实上，伤口再也不可能愈合了，周扬与胡乔木两人再也不可能拥抱在一起。胡乔木和周扬之间的友谊从此破裂。周扬很少说，苏灵扬是直性子，说话就很不客气。见了人就不客气地批评指责胡乔木。听说有一次周扬病重，有一位周扬的老朋友去医院看望，胡乔木也跟着去了。苏灵扬就当着胡乔木的面对那位老同志说，“你说来看我们，我们欢迎，为什么带着别的人来？”使站在一边的胡乔木下不了台。不久前，我看到《读书》上有常念斯的一篇怀念胡乔木的文章。文章通篇都是赞扬胡乔木或为胡乔木辩护的话。许多辩护完全不符合事实。在这里且放下不表。不过其中也认为胡乔木在周扬的问题上是做了错事，可是作者没有讲这错事的性质如何不光采，也没有说后果如何严重。在受批判后开头的一段时间，周扬还到中顾委去开会。1985年周扬去广州，在珠岛宾馆洗澡时跌了一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北京，在家里我见到他时，身体就明显地更坏了。以后每次去看他，都觉得他一次不如一次，他本来是很健谈的人，可是话说得越来越少。后来周扬几次住进医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好，说他开始出现脑软化的现象。到了1988年初，我取得了人民出版社的支持，编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文章。除他的论文外，还有黎澍、苏绍智、廖盖隆、丁守和和我的文章，一共六篇。署名是“周扬等著”。做完这件事，我很高兴，总算为周扬做了一件事。不过我写的那篇《编者的话》不得不非常简单，只写了几句有关编写出版事务的交代，一句带实质性的话也没有写。不过在书出版后，周扬已经不能作出反应了。在医院里我见过周扬几次，他已不能再说什么话。不过当我去医院时，我握着他的手，从他的眼光中和握力中还可以感到他认出了我这个部下兼朋友。最后我想补记一件事。大概是1983年，似乎是在胡乔木批判他那篇文章之前，一次我去周扬家，他取出一篇文稿给我看，那篇文稿署了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现在早已忘记的名字。可是一望我就认出是陈伯达的笔迹。内容不长，大概五六页，是直行写的，看下去，内容原来是批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稿引了列宁的著作，也引了一些报上的材料（其中有一段是从上海发行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引下来的）。周扬告诉我，这是陈伯达“文革”前的秘书送给他的。周扬给我看，问我他该怎么处理这篇东西。我认为陈伯达那样一个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居然写起反对党的路线的文章来，真是岂有此理。我对周扬说：“你不要替陈伯达转这个稿子。谁送来就让谁带回去。一个‘文革’中的罪人，有什么资格对党的三中全会的政策说三话四？如果你想要送到中央去，就得写一篇话表示自己对陈不满的态度。你身体不好，何必在这件事情上花时间！”我的主张说得非常坚决。可是后来我知道他还是把它转送给了邓力群。不知他是怎么考虑的。不过至今我还是认为我给他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感到在思想解放这一点上，周扬还是不那么够。周扬把这篇文章转出去之后，又引发了一段重要的故事。因为不在回忆“周扬和我”的范围之内，就不在这里写了。 1996．1写 1997．1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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