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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之初，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及辩证唯物论，教育部指示北大、清华各派一个教授到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课，清华大学让我到人民大学听专家讲课（北大听苏联专家讲课的是郑听）。同时辅仁大学邀我到辅仁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北师大聘我为兼职教授，讲“新哲学概论”。当时北师大尚在厂甸，我旧地重游，甚感快慰。当时每周奔驰于四校之间，工作非常紧张，但精力充沛，不感疲劳。当时公共汽车不甚拥挤，乘坐比较方便。次年，在清华大学亦开讲“马列主义基础”课，照本宣讲而已。1951年在清华提为教授。当时清华大学哲学教授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沈有鼎、王宪钧、任华。周礼全任助教。金先生和冯先生都努力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上有重大转变。两先生在哲学上本来都已成一家之言，而今努力研读马、恩、列及毛主席的著作，他们的谦虚态度是值得钦佩的。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清华的文、理、法学院都并入北京大学，北大亦由城内迁至燕京大学的旧址。全国各地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由金岳霖先生任哲学系主任。金先生本来不习惯于事务工作，这时每天到系办公室上班，统筹全系工作。南方的朱谦之、宗白华、熊伟、黄子通等都来到北大，汤用彤先生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哲学系教授， 郑昕、 贺麟本系北大教授。1953年北大也聘请了苏联专家，讲“马列主义基础”，由我和黄丹森担任辅导，讲“马恩列斯著作选读”。之后，成立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冯友兰先生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同仁集体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计划开设新内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当时北大教务长尹达同志参加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讨论会，考虑讲课教师的人选，建议由冯友兰先生和我担任课程主讲，于1954至1955年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冯先生讲先秦至汉初，我讲汉初至明清，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当时庞朴、萧蓑父、乔长路、申正、吴乃恭等同志都来旁听。次年，我专讲宋元明清一段，编写了《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7年至1958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 当时教研室规定，每人每学期都须撰写一篇有关哲学史的论文。1953年我写过关于墨子思想的论文，无甚新意。1954年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内容比较深刻，是解放后第一篇关于船山哲学的专著，详细分析了船山的唯物论学说和辩证法思想。教研室开了讨论会，邀请贺麟同志参加评议，贺先生说：我原来认为王船山哲学是客观唯心论， 看了这篇文章， 我同意船山是唯物论。当时金岳霖先生担任《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主编，提议在哲学专刊上发表此文，因原稿较长，仅发表了其中讲唯物论的部分，题为《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 1955年我又向教研室提交了论文《张横渠的哲学》，详细论述张载的气化学说，肯定了其唯物主义本质。冯友兰先生将此文推荐给即将创刊的《哲学研究》，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年第一期。此文曾引起争论，我又写了两篇答辩文章。1957年春季，我又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对于气、太虚、天、道、太极、理、神、本体等八个范畴进行了分析诠释 短而又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倾向有所阐发。1957年1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我发言谈论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后来发言稿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1956年又撰写了论文《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短而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通俗小册《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都在1957年出版。当时我的工作是紧张的，心情是愉快的。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学术界充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1956年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非常高兴，更加欢欣鼓舞。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发言说，先秦时代曾经出现百家争鸣，达到学术的繁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这是令人鼓舞的。现在的百家争鸣应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这是我当时的认识。嗣后，我访问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却告诫我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当时我以为，我坚持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想1957年秋季，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严重的厄运。1957年党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 我很感动，觉得党如此信任群众，应将平日感恩说出来。5月17日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会小组会上，我发言说：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但觉得也有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正确的；但让一些老教授作思想检查，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等，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老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我也拥护，本系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来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已经交代过，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我又盛赞“双百”方针的英明。当时也无人反驳。经过了暑假， 到9月初，系里忽然开会对我进行批判，认为我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当时我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在批判会上，一些人深文周纳，给我加上很多的罪名，剥夺了我的教学权利。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前辈中如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如张恒寿、潘炳皋、王维诚、孙楷第等，仍能维持友谊。 周礼全同志知我受诬， 给我以慰藉。教研室派给我的工作是参加《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 的资料选注工作。迟至1962年7月14日，宣布摘帽，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了， 但仍难以发表文章。至1979年1月，党拨乱反正，重新审查，宣布1957年实属错划，完全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 1958年8月下放到北京郊区黄村参加劳动， 有些农民知道我划为右派后，私下对我说： 你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 对我表示同情。农民同志的纯朴令我感动。“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在1957年至1979年的20年中，我完全放弃了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思考，正在精力比较旺盛的时间，却完全钻入故纸堆中，枉费了光阴，这是深感痛惜的。 1963年秋季，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上古讲到近代，讲了两个学期。1965年参加北京近郊区“四清”运动，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白鹿司村参加“四清”工作组，与任华同志同组，和农民同吃同住。农村生活比较艰苦，颇受农民的热情接待。当时到王四营参加“四清”的还有郑昕、周先庚、周辅成、熊伟、桑灿南等。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命回校。北大东南门旁贴了一个纸条：“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我们一回小吠靠边站了。 一开始，哲学系老教师在一起开会学习，不久就分为两组，一组是据说有问题的，如我和冯先生、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丹森、朱蒙、吴天敏、桑灿南等；一组是据说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齐良骥、黄子通等。有问题的一组由黄丹森任组长，每天清晨到校园内扫地一小时，然后开会学习，写检查，抄大字报。没有问题的一组，后来黄子通也被揪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国民党，曾任区党部的委员，在外调中发现了，他冒充进步，终于被发觉了。宗白华也受到批判。我每天早晨到校内“一院”扫地，然后学习。不久冯友兰先生病了，住进医院，两月后出院，仍参加原组学习。我向冯先生表示慰问，但也有人对冯先生冷眼相看，如不相识。当时哲学系揪出所谓“黑帮”，共十几个人，以冯定及王庆淑为首。他们每天拔草，接受批斗。当时很多学生到老教师家搜查，称为抄家。 9月初的一天，哲学系五年级的一帮学生由助教庄印带队到我家搜查，闹了一上午，抄走了日记及笔记卡片等，而没有抄去我的著作手稿，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冯先生被抄的次数更多了，但未动他的藏书。到1967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一周年，哲学系文革领导小组宣布：张岱年、黄丹森、汤侠声、叶朗、吴天敏五人检查得较好，予以解放，从此我们五个人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我遵命参加王宪钧、任华、曼成书等的小组学习，每天看大字报，听大喇叭广播，读《毛选》。1968年8月初， 哲学系文革小组令我换房子，从原住房迁出，换住一间半的小房间。我不敢违抗，遵命以大换小（其实原来也不大），于是卖掉四平板三轮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当时家具店不愿收沙发，必须搭上一个书桌，总算勉强安置下来。 当时北大两派斗争激烈， 1968年8月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那天晚上，让我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到了，人们列队欢迎，我也参加在学生队伍中，接着开会，师生表示欢迎，我也说了两句欢迎的话，一个工人立即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我就不敢再说了。天天开会，过了几天，宣传队员又问我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为什么不发言呀？这令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王宪钧同志问我，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呀？这是老教师的共同感受。有一天，参加宣传队的某一工厂的领导同志魏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你们老知识分子还是有前途的。这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当时我是参加群众学习的，还有不少老教师被关进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如冯友兰先生、冯定同志等都不能参加群众学习。后来，将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38楼居住，每天开三段会，每天晚上要做思想汇报。1969年9月末， 宣传队号召教职工到江西部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名单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多年以来住在城内或近郊，房屋比栉，很难观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1970年10月，八连领导宣布：石坚、张岱年、 汤侠声等回校，于10月3日起程北归，回到北京。在鲤鱼洲整整一年，冯定、王宪钧等仍留在鲤鱼洲，次年才回京。 回到学校之后，参加工农兵学员的辅导工作。1972年，毛主席指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北大接受了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组成写作组，由冯友兰先生、楼宇烈、朱伯崑和我参加。分配工作，我负责撰写宋元明清部分。此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都无比欢腾，我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深感研究学术前途无望，此时研究的宿愿又复活了。 1978年《哲学研究》复刊，主编丁健生同志邀我写一篇文章，于是写了《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一文，这是我在学术刊物上重新发表论文之始。1978年12月，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我被推为会长，任继愈、石峻等任副会长。在这次会上，我提出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论文。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重新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由我主持考试，共取了程宜山、王德有、陈来、刘笑敢、吴琼、陈战国等十人。我为研究生讲了两门课程，一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当时友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姜法曾同志随班听讲，并做了详细笔记。之后，我依据我原来的讲课提纲及姜法曾同志的笔记整理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书，又依据讲课提纲，参考姜法曾同志的笔记，另加增补，写成《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一书。 1978年党中央拔乱反正，重审历年的冤假错案。负责到北大审查错案的是汪小川同志。 1979年1月，北大党委宣布张岱年1957年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于是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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