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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56年艾青家庭发生变故的前后，一场有步骤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开始了。 这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 前一年的7月，艾青风闻胡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凭他对胡风性格的了解，也凭他对《人民日报》 动向的注意， 一颗心不禁为老友悬着。在那个变幻无定的年头，《人民日报》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旦由它做出结论，就再无挽回的可能。更令他惊愕的是，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把胡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首；仅仅就在五天后，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 将胡风逮捕，同时撤销他担任的一切社会职务；6月，《人民日报》接着发表第二批、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有舒芜反戈一击的文章及胡风致他的若干私人信件…… 然而，事情绝不会到胡风这里为止。 1955年八九月份，中国作协揭出了“丁、陈反党集团”，这成为牵连到艾青的一根导火线。因为延安文抗那段“历史”，周扬把艾青视为丁玲那边的人。批丁玲、陈企霞是因《文艺报》 “压制李希凡、蓝钥等小人物”引起的，同年4月，陈企霞写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要求改变对《文艺报》的武断结论，结果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入夏后，中国作协奉命连续举行了十六次扩大会议，最后一致认定丁、陈二人“反党”，具体表现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批丁、陈由周扬亲自指挥，结论中所谓“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的说法，显然有文外之意，影射到丁玲与艾青的关系。据知情人说，解放以后，艾青与丁玲的关系实际上已比较疏远。另有人回忆，艾青对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颇有微辞，私下还有嘲笑，曾模仿丁的声调朗诵其中的某些章节，然后大笑不止。然而，艾青对这种完全不容对方辩驳的批判方式是不满的，这让他想到延安整风时的某些流弊。当然，对周扬等人“借今讽昔”的作风更为光火，于是，不免有些为丁、陈“打抱不平”的表现。有一段时间，艾青与李又然、朱丹往来较多，常在一起喝酒，这几位都是学美术出身，不免有点艺术家放浪不羁的气质，酒一喝多，话题自然扯到文艺界，因此有了“作协有两帮人，一帮总是被整的，一帮总是整人的”的说法，后者是暗指周杨等人，在作协圈子里，这是人所尽知的。另有一次，中国作协支部开会批判丁玲，周立波发言时口气盛气凌人，而且无限上纲，令在座的人悚然。艾青忍不住说，你周立波不要永远像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一贯正确，比谁都革命。把周立波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立波乃周扬侄儿，这话自然传到了周扬耳中，无疑开罪了他。据当时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作协的整风是按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整丁玲、陈企霞，第二个阶段整冯雪峰，第三个阶段则是整艾青、白朗、李又然等人。艾青显然没有觉察到这种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他性情高傲，也没有太把作协这些人放在眼里，也许，这正是艾青的迂腐之处！ 4月28日， 想借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的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浪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可以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所谓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种种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艾青听说历史学家周谷城发表的一篇文章受到许多人的围攻，周立即著文辩驳。刚开始周还有些顾虑，后来毛泽东在上海请他做客，并一起讨论了该文，又让周谷城大感欣悦，一向敏感的郭沫若特地为一百种花卉做诗，结集《百花集》出版。这些消息无疑让艾青受到了鼓舞。自胡风被批判后，他心里一直憋着气，对文艺界的某些领导飞扬跋扈的态度尤其不满。不久，他连续做散文四篇，发泄这种不满。在《画鸟的猎人》一文里，他借猎人与假猎人之间的对话，尖刻地讥讽了文艺界某些以“整人”为业的人，打飞行中的鸟不成，就打纸上的鸟，还嫌不过瘾，干脆把纸挂在树上，随便打一枪，然后在中枪处画一只鸟。在他看来，整人变成了一个行当，一种职业，“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选中的是打猎。”所指再明显不过。接着，又做《偶像的话》。与前文相比，后者笔锋愈加犀利。人们塑造了“偶像”，但又畏惧之，倒是偶像自己说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话来：“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的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你们假如要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流不出一滴血的。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是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养花人的梦》是应和“双百”方针所做，文字风格上多少有些鲁迅散文诗《野草》影响的痕迹，只是有点晦涩，却没有太多的沉痛罢了。末尾倒不乏尖刺， 诸如： “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力。”又如，“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等等。另一篇《蝉的歌》，语多涉及人格的异化，“蝉”整天唱着“同一的曲子”，居然毫无察觉。写到这里，艾青不由为自己一段时间缺乏风格的写作大发感慨了，但他又不禁借蝉之口为自己辩护：“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发表不同的情绪。”然而，痛苦毕竟是痛苦的，它甚至于无从说起，艾青的“牢骚”除了可以得一时之快，大约是改变不了任何现状的。 事情发展之快，却大大出乎艾青的意料。1955年春、夏之间，因离婚而在东总部胡同22号楼上“蜗居”的艾青，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当时是作协人事科干部的高瑛。他不久获知，高瑛系1933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龙口，9岁时，随父母闯关东迁居佳木斯， 15岁考入松江鲁艺文工团，任舞蹈演员。1955年5月，随丈夫谭谊调入中国作协，谭被安排在组联办公室任科长，高瑛则去了人事科。据高演说，她认识艾青是很偶然的。批判胡风后，有很多文件要及时递送，作协就抽了几个人负责为艾青及其他作协支部的人送文件，她是“被抽”的几个人之一。当时，已是初夏，天气挺热，有时忙，她索性就与其他人住在作协，于是，和艾青从此就熟悉了。高瑛还说，我和艾青产生感情，与我无爱的婚姻有关。凭良心说，谭谊是个老实人，也不失为一个好干部，组织观念强，为人比较朴实，但很难说是一个好丈夫。我和他虽然已有两个孩子，作为妻子，却很少感受到他的体贴，更不要说爱情了。对此，我是很痛苦的。……但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先是高瑛把实情告诉了谭谊，当时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知道后，让谭到北京市中级法院告艾青、高瑛重婚罪；接着高瑛被隔离审查，作协秘书长张僖代表组织找艾青谈话，表示事情比较严重，让他做好受处分的心理准备。据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当时的事态是比较严重的，作协负责同志在商量处分意见时，不少人力主开除艾青的党籍。因我是机关总支书记，需要我拿意见，我主张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当时双方有争论，没办法，只好报请上级最后决定。就在等上面“决定”的日子里，艾青非常紧张，看上去精神也垮了。一天傍晚，我正在吃饭，艾青突然来找我，我感到愕然，但并不意外，让他坐下，他嗫嗫嚅嚅了半晌才坐下来，一边不停地说，我在延安时的情况你了解，看人要看长远！眼睛里已满是泪水。我劝了他半天，他才回去。当时在东总部胡同22号，他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张天翼还悄悄问过艾青的情况，口气里虽有关心之意，却不敢明说。 上级按作协机关总支的意见，给了艾青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法院那边却不那么“领倩”，判了艾青、高瑛重婚罪，刑期一年，每人半年，监外执行。这边刘白羽还不放手，勒令艾青从二楼搬到院里的平房去住。过了一段，艾青用5000元买下北京火车站对面丰收胡同21号一处有正房、南房、东西厢房的四合院，与婚后的高度搬了过去。为此，艾青不无苦涩地揶揄说：“刘白羽想把我扫地出门，未想还成全了我，送给我一个自家的院子。” 然而，留在心上的一道阴影，艾青是再也抹不去了。1956年，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学生和教授帮助中共整风，说话比较过激。在高楼深院的中国科学院，也传出诸多尖锐意见：罗常培指责“重理轻文，社科规划无人管”，袁翰青抱怨“分工太细”，傅承义认为“上下不通气，党内外有墙，领导接触少”，傅鹰索性说：“学委是橡皮图章”，吴正之讲“新党员有特权思想”，童弟周感到“共产党不近人情……”几位副院长，如陶孟和发表意见说，旧知识分子未尽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才者不用，而无才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云云；竺可桢也提出，“向科学进军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特别对五十年代初“全盘苏化”，一概否定美式通才教育，院系调整如拆散浙大理学院、骤停英文教学而改学俄文，以及共产党会多等提出了批评。据说，对教授、学生们的“牢骚”，毛泽东起初是大度的。范瑞君的文章《我的蜜月·我的丈夫》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后，收到二百余封指责信，罪名是有“小资风味”，毛泽东闻讯幽默地对人说，不能让每篇文章都讲上甘岭嘛。 上述种种对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想“帮助”艾青的人，无疑是一种鼓励。在一次讨论文青创作的会议上，臧克家发言说：“对文青的诗我有一些意见。我对他的诗一向是估价很高的，但是他解放以后写的许多诗，我觉得主题的积极性和时代精神相去较远。我知道艾青写诗很慎重，不轻易拿出来发表，但也应该拿出高度的政治热情迅速反映时代的变化。”《藏枪记》、《黑鳗》和《双尖山》之所以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还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他对新事物的感觉和心爱，没有他过去对旧社会的恨、对光明未来的追求那么强烈和敏锐”。严×认为，《双尖山》的“思想感情是陈旧的”。吕×则以为是他“政治热情不饱满”所造成的。刚刚冒尖的青年诗人邵××说话就不讲客气了，他说：“在艾青近年的诗作中，仍然使人听到他过去诗作中的旧的腔调。”曾为艾青学生、后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的郭小川，虽不像前面几个人那样“不留余地”，但还是指出，“对人民常常只限于同情”，多半是艾青写作的一个局限。在五十年代，认为你和旧时代“藕断丝连”、“思想感情陈旧”，无异于一种政治性的“判决”。这次会议对艾青的打击，尤其是对他心灵的挫伤，是可以料知的。1956年整整一年，艾青写作不辍，应该算是多产， 但作品明显分成了两类： 表现时代显然也力不从心的诗作不时见于报端，如《马头琴》、《女司机》、《官厅水库》等，另外是一些借景咏怀之作，折射出他不寻常的心情。一朵路旁的小蓝花，给了他异常的触动：“小小的蓝花／比秋天的晴空还蓝／比蓝宝石还蓝／小小的蓝花／是山野的微笑／寂寞而又深情。”在诸多诗学文章里，艾青坚持认为，诗歌的色调实际是诗人生命的色调，一种无形的“流露”。不妨说，诗作里这令人无法忍受的蓝色，透出的实在是作者内心深刻的寂寞，一种难有“知音” 的伤悲。 短诗《长城》，直接透露出夹带着辛酸的沧桑感来：“原是古代的边墙／经受了千年风霜／听不见塞北的笳笛／却记得往日的战场。”后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又针对自己解放后想象力的减退，不无苦涩地表示：“那时候，早晨醒来，脑子上像点满露水，现在有时像是一块柚子皮。” 不过，艾青绝对没有料到，等着他的将是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 转眼到了1957年春。 1月18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一为思想动向问题。一些地方虽已有“闹事”情况，但因为“思想动向”是作为其中一个问题提出的，故未强调到非常突出的地步。毛泽东在会上讲，1956年是多事的一年。有些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党内少数人动摇，但绝大多数干部是正常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是正确的，全国大乱子闹不起来。他说，对于大民主，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要加以分析。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毛泽东不排除阶级斗争的分析，但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仍然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然而，“形势”并没有按他预料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的人过激地提出“共产党下台，让国民党回来”的口号， 对毛泽东和党内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里愤怒地写道：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情况不同。文章最后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这等于正式发出了警告。6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更为明确地发出了反右的指令。7月17日到21日， 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6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为这场斗争“定了性”，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样，形势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 在50年代，作为中国政治最敏感部门之一的中国作协，几乎在青岛会议刚刚落下帐幕之际，就在作协内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的斗争运动。8月6日，作协在四次有作协分会负责人和省、市委宣传部长共二百余人参加的扩大会的基础上，举行第十二次会议，把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目标转向冯雪峰。第二天，显然是事先已准备好了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赫然醒目的“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集团”为正副标题，公开点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罗烽、李又然和白朗的名，除冯雪峰一人外，实际把延安的文抗一锅端了。艾青的主要罪名是“丁、陈和江丰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络员”，他曾在家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文艺界有“两个底”，一个是丁玲、陈企霞，另一个是江丰，斗他们无非是党内宗派主义在作祟。对艾青来说，在党报上被公开“点名”令他措手不及，更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然而，更叫他惊骇不已的是，原先的一帮“朋友”，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揭他个人生活的“隐私”。一次，在王府井文联大楼开艾青的批斗大会，臧××、冯×、徐×先后发言，声色俱厉地痛斥他生活腐败，甚至大讲某些“细节”，令艾青无地自容。情形之卑劣，超过了延安整风。艾青欲起身解释，立即有一些人大喊：“艾青，你老实点！”两年前，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的会籍，并撤销他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正当主席宣布决定时，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走上台要求发言，艾青认出他是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只见他从从容容地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文艺问题应该与政治问题区分开。他的话不断被台下的喊声打断，他仍然不停地讲，毫无畏色，最后台下一片轰喊，他不得不走下台来。这幕情形给了艾青极深的印象。胡风罹难，尚有不怕死的诤友挺身而出为其辩护，鄙人落难，众朋友却做了“墙倒众人推”的角色。艾青不由不感到满腔的悲愤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完，批斗还在升级。一次开批斗会，有人对他算起历史旧账，说他反党由来已久，从延安起就是富有经验的老手，但又特别善于伪装。解放后，在丁、陈和江丰反党集团之间窜来窜去，上窜下跳，他的这种身份，很容易让人想起战国时那个游说列国的苏秦。 另有一位名作家揭老底道：去年3月，在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批评了艾青，艾青不服，乘中间休息，周扬同志对他讲：“我是对你提出希望。”没想他却反唇相讥道：“我知道你的份量。”态度极其恶劣。还有一位作家愤慨地站起来说，艾青这个人太狂妄，他多次散布说，目前某些人写不出作品，就弄理论，理论弄不成，就搞行政。结果是行政管理论，理论管创作，一个婆婆压一个媳妇，创作还有什么希望？艾青请示主持会议的刘白羽，问能否为自己说几句，他冷淡地挥挥手，拒绝了。 然而，最令艾青难受的还是那些连篇累牍、无中生有的批判文章，对方操着各式武器，而被批判者只能赤手空拳，被人拳打脚踢，却毫无自卫的权利。艾青越是怕看报，每天越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份份报刊，急促地搜索上面的文章。在《诗刊》1957年第九期上，该刊副主编徐×发表《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一文。在文章里，徐×疾言厉色地问：“我们要猛喝一声：艾青，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能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高歌前进？这要看你能不能彻底批判你自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能不能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他与徐×四十年代初就已认识， 关系应算不坏， 见他如此下手，心里不免伤心。紧接着，又读到沙×发于《诗刊》第十期的《艾青近作批判》。他记得，仅仅就在今年《诗刊》第四期上，沙×曾撰文对自己的诗大加颂扬，未想他见风使舵竟如此之快。更未曾料到，沙×的措辞会如此恶俗，如说艾青的诗“句句变成了臭狗屎”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足见人格之阴暗。读及此处，艾青眼睛紧闭，半晌才回过神来。他接着翻阅9月8日的《文艺报》，一篇文章称李又然是“丁、陈反党集团的爪牙”，又翻出“他在文学讲习所五年期间，只勉强上了十课；而肃反以后这一年期间，一课也没有上过”的琐屑小事；再看有关自己的，无非仍是帮助丁、陈和江丰、吴祖光等“向党进攻”之类。他不由感到厌烦，索性只浏览题目，不再看内容，往下计有：《诗刊》第九期，田×的《艾青，回过头吧》，《人民日报》9月6日，白×的《有这样的诗人》，《文艺月报》 第十期， 姚×的《“大诗人”》，《文艺学习》第十期，臧××的《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什么》，《诗刊》第十二期，晓×的《艾青的昨天和今天》，《文艺报》第23期，李×、阮××的《诗人乎？蛀虫乎？——评艾青》等等，等等……文章作者多半是他的熟人，有的还是朋友，以时代的非常情形计，不少人是出于“苟活”才勉强成文的，说的话也言不由衷，倒也不是不能体谅。但有的人确属于“趁火打劫”，而且有“欲加之罪”之心，不惜抛却读书人的儒雅、检点，满口恶言秽语，这就令他大为震骇了。更叫艾青无法忍受的还有不停地写检查，而且似乎永远都通不过。据高瑛回忆，当时已是初秋，北京早有凉意了，然而，经常见艾青大汗淋漓地坐在桌旁，伏案写所谓“交待”。有时，着实无话可写，他又不愿违背良心说假话，写检查骂自己，只有在桌前枯坐，久久无话，待见窗外夜深，才长叹一声，也不洗漱，裹衣而睡，情状十分凄惨。这年秋，出访捷克回国途径北京的阳太阳，到丰收胡同21号探访这位老右，对他形容的枯槁、无言的沉默惊讶万分。 《天涯》编者致作者 来稿提供了一件政治与精神的历史个案，相信能引起读者沉痛的反思。考虑到目前浮躁的阅读风气，未经你的同意在多处用××代替某些当事人的名字，是为了将思考引向理性而避免个人情绪化的指责和起哄。施害于艾青先生的恶行，哪些是出于造神运动之下的虔诚盲从？哪些是出于政治恐怖之下的无奈自保？哪些是出于满足利欲名欲的心狠手辣？ ……历史和心理世界都是复杂的，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特别是当事人）作出严正无私的探寻与清理。 最近清理历史悲剧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黄河》杂志上林贤治谈胡风案一文以及本刊摩罗的文章，都触及了人们无法回避的隐痛。而由我们这一代人来遥测上一代某些人（包括许多我们过去和将来都不失敬重的文学先辈）的错失，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有幸身处“安全地带”的后人有何道德优越。与大作同期发表的有徐晓《幸存者的不幸》一文，建议你不妨一读。该文剖示出即使是一个英勇抗恶的时代新人，内心也无法避免精神上的自我拷问。看看九十年代社会上依然普遍存在着的见义不为、明哲保身、媚权跟风，甚至以恶为乐之类的败相，相信你也能同意：有关政治压迫、文化积弊以及人性普遍弱点的话题，将来也会成为后人评价今天的视点。我们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前提是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看到历史。 （原载《天涯》，1998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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