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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寿，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O·V、吕克玉， 浙江义乌县人。 和他熟悉的人们无论当面或背后，都亲呢而尊敬地叫他“雪峰同志”或“雪峰”。这个极普通而平凡的称呼，实际上超过了寻常字面的意义和感情，而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寓言作家；领导过“左联”的各种活动；与鲁迅有不寻常的关系；并且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家。他的理论、著作和生平重要事迹，都为当代文艺界所熟知，用不着我再赘述，这里只想谈谈我与他个人交往、同事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岁月里的一些观察和感受，作为对这位年尊望重的长者的纪念。 他去世快20年了，经常想写一点什么纪念他；仅在他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写过一篇四言体的挽诗，诗很短，为他的不幸遭际感到不平，未及其他。我想，这是不够的。但每次提笔，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一直拖到现在——我准备写的《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纪念性的文章），二十来位师友，差不多都写完，并多已在台湾和大陆发表过，可能编印成一本册子的时候，惟独多次想写而未写出的敬爱的雪峰同志，尚未在白纸上变成黑字，真有点对不起他，说不过去！于是，在每天多次服各种药物的情况下，勉强执笔写下几行很不显眼、不值一提的小事，聊抒对他的怀念之情。 说来很惭愧，因为我一向搞中国古典文学，钻故纸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各高校教书，对于当今新文学界的人物很生疏，除了读过几位大文豪如鲁迅、茅盾等人的名作以外，其余的许多作家、作品和新文坛的许多活动，都很隔阂、模糊、不甚了了。同样，对冯雪峰同志的大名，也是在解放前后才渐渐清楚的。大约在一九五二年冬，我在《文艺报》上看到雪峰写的讨论《水浒》的文章，知道他是该报的主编，但不知他还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对那篇文章谈了自己的一些粗浅意见，并附带谈了我对整理中国文学名著如《水浒》、《三国》之类作品的看法，作为一个读者，把意见寄到该报。没想到不久就接到他的亲笔回信。除了简单谈到《水浒》一文外，并着重地询问我的工作、写作等情况，还嘱告要我回信。回信告诉他，我一向在大学教书，目前正写完一本关于元曲研究的小册子。因为图书馆还未完全开放，许多书不借出阅览，许多材料没有看到，只能草草完工，等以后条件好了再深入研究、完成。很快，又得到他的来信，要我把那本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转给他，并转交该社古典部负责同志看。并说，该社古典部正准备编选一部有关元曲的书，很希望我也能参加这项工作。于是，我送去稿子，准备和他见面。当时，他不常到社，由一位女青年同志（秘书）代收（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一位女翻译家谢素台同志，她是我在出版社认识的第一个同事，后来还同在编译所共事几年）。 不久，就接到文化部通过教育部转到我的工作单位的调令。那时，我在刚从老区迁京的中央财政学院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因为正逢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的几所大学的财经各系都合并到该校，改名中央财经学院。设备、书籍、人事、课程等等都需要安排，第一学期并未开学，但有许多创建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所以学校虽接到调令、同意我调走，但必须把未完的工作大致就绪以后才能走。因而拖延到次年二月底，我才到文学出版社报到，三月初正式上班。可是上班好多天，并未见到他和古典部的负责人。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一次古典部的会议上，才初次和冯雪峰同志见面。他的那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带有很浓厚的农民淳朴气息和老革命家的气概，很自然地让人产生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感觉。他除了一般寒喧之外，详细问了我的工作安排、日常生活和到社后的感受等等。有一次，开完会我去看他，顺便问他对我的那本稿子的意见，请他指教。他很谦虚地说：对于元曲，仅仅浏览过一些，没有研究；虽看过那本稿子，但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的印象，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都是对的，但比较粗糙，还不够深入，资料不够充实，还得继续钻研，希望多加努力（后来，经过重新修改、补充，已由作家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台湾先后出版。并另外编注了一本《元人杂剧选》出版，被国内外一些大学中文系采用为教材）。当时我听了觉得非常中肯，不失为一位专家和长者的教导。 他是社长兼总编辑、并兼鲁迅编辑室主任。鲁编室和社本部不在一处，他常在鲁编室工作，到社本部的时候较少，因此，除了一两次春节时我到他家拜年之外，平时我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直到60年代我们调到编译所以后，每天就可遇见。 出版社初建立时，全社除出版部、行政部门之外，共有六个编辑室和后建立的一个编译所，出版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还有八个期刊，颇具一个国家专业出版社的规模。初建时，人员很少，冯雪峰同志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罗致人才、充实编辑力量上面，从各个渠道调来一些专门人员。从他平时的谈话和实际的作法上，当然他也有所偏重。他和编辑室的负责人积极想方设法从各方面调集编辑力量，充实队伍，以便打好出版社的基础，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对古典编辑室，也是他注意力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和聂绀弩一道，先后调来许多曾在大学任教的人员到社工作。我到古编室之前，这里仅有黄肃秋、文怀沙等三位同志。之后，陆续又调来汪静之、张友鸾、舒芜、王利器、陈迩冬、周汝昌、严敦易和钱南扬、王庆菽、童第德、冯都良等人，真可谓济济一堂，盛极一时。一次开室务会，冯也参加了，谈了许多本社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又谈到本室人才济济，专家众多，在和社外专家作比较时，他非常得意，认为我们的编辑力量，业务水平，不会弱于大学或研究机构。他说：有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故事来作比譬，有一个人胆小怕鬼，一天晚上，看见窗户外面有个影影绰绰的黑影晃动，向窗里窥视，但又有些害怕的样子，不敢向前闯入室内。屋里的这个人，害怕极了，一直注视外面，不敢动。双方对峙了很久，不料这人突然打个喷嚏，外面那个影子吓了一跳，才知道里面的是人不是鬼，就拔腿而逃。里面的人也才知道外面的也是人、不是鬼。这个故事说明我们对待社外专家、和他们打交道、审稿件时，不要胆怯，害怕专家，不敢提意见，有什么意见该说的尽管说出来；这样才能交换意见，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我们出版物的水平。听了这个故事，大家大笑，并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和他在一起开会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能听到他的寓言式的发言，得到一些启发。 过了不久，他主编的《文艺报》，受到最高领导人的亲自批驳，引导了全国文艺界对“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批判运动；他的检讨，也未获得通过，主编的职务，当然被取消。紧接着，一场名义上是文艺界的而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大风暴降临的前奏曲开始了。这是由胡风“该死的”“三十万言”引起的，搞得文艺界人心惶惶，与胡风本人或与所谓“胡风集团”有关的人，都免不了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例如文学出版社的聂绀弩和冯雪峰，前者和胡的私人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冯因为解放前在上海和鲁迅、胡风等人搞文艺活动甚久（如领导“左联”、办刊物等），关系也不算浅，所以批判、审查“胡风集团”时，冯也免不了要检查、受批判。聂、冯经审查后，幸亏都不在该“集团”之内，然而仍不免沾了一些腥膻。接着，又发生了“丁陈集团”一案，又是一次不大不小令人心惊肉跳的风波。冯和丁玲、陈企霞都是文艺界的老朋友，尤其和前者关系更深。批判丁、陈，自然又与冯有关系。虽然也不是他（她）们集团里的人，但接二连三的审查、批判，精神上总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刺激和实际影响的。这时，《文艺报》主编的头衔早已没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桂冠，也在摇摇晃晃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平常，他不大过问出版社的日常事务，也不常到社办公，由一位早已来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也是冯的朋友）代替他执行任务。他和这位胸怀雄才大略的副社长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也乐得清闲不管。这位副社长下车伊始，就想对出版社大力“整顿”一番。这时，古编室在聂绀弩不很循规蹈矩的领导下，被社里许多权力人士议论纷纷，说是“闲谈乱走”，“一团和气”，“打伙求财”，等等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偏偏聂和这位副社长在职权上（聂也是副总编辑）和某些具体作法上意见很不一致，不免有些矛盾。不巧，又遇上与胡风私人关系密切被审查的不利条件，于是，古编室便成了被“整顿”的对象。接着“丁陈”案件、“胡风集团”案件接踵而来的是十二级强烈台风的“反右运动”的来到。很自然，由那位副社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古编室就成了运动的主要目标，从正、副主任起，所有业务骨干如小说、戏曲、散文、诗歌（沾边）几个组的组长和几个年轻的助编、编辑，几乎一网打尽，大多成了“右派”；并有正式的封号，叫做“右派小集团”、“独立王国”。运动的开始阶段，冯还在领导地位上，很快就被卷入“右派”大网罗之中了。听说他的问题主要在社外，当然，社里有些问题，总不免会牵连到他头上。于是，他也和我们这批“右派”一样，受到“批判”、降级等等待遇。 说到这里， 还应补叙一件他也没料到的意外事。那是1957年6月初，社里已开过几次高知座谈会，他是主持人，叫大家大胆提意见，不要有顾虑，说得很激动，有句过头的话，叫大家“有冤的报冤”，当时人们很欣赏这句话。那几次会我都没参加，因为我早想离开这里，已有两个单位分别和出版社谈过，要调我去，所以我不想参加社里的座谈会。可是冯见我几次都没去，他就屈尊亲自到宿舍我家动员我参加明天最后的一次会，无论如何，务必参加并发言，有意见尽量提出来。我碍于情面，答应一定去。社党委书记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受冯的嘱告，也到我家劝我参加明天的会。这样，我就被两位好心人无意地推到了卤水池的边缘上，只要我的脚一动，就会轻易地掉进深渊。当然，我从不埋怨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蒙蔽不知底细的人。第二天，我果然参加了座谈会，并放了本不应该放的大炮，一下变成了被猎取的对象，成了出版社的“头等”煊赫人物。只怪我不机灵，这次会已换了主持人，不是雪峰，而是那位副社长，这里面大有文章，冯可能已被通知不再当主持人了。 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阳谋”也好，阴谋也好，反正有几十万、百万（难以统计）人，一夜之间，都被“错划”成“右派”了。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以及毫不相干的人被株连，受连累，人数就更难估计了。这么多的人，忽然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准阶级敌人”，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谋者难道不应该冷静一下头脑，深刻地反省一下吗？事情就这么突然，也异乎寻常地简单，昨日的座上宾，忽然成了今日的阶下囚。这件事的深远后果，不仅相当长的时间刻印在国内人的头脑里，也同时给好心的或别有用心的外国人用作评论或攻击我们的口实。有人安慰并表示遗憾，说：如果不去参加那次会，不就免掉了那场大祸？我不认为是那样，虽然也包含着某些偶然性的可能。然而，“命里注定”，“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的难逃”。你既然被列入“知识分子”、尤其“高知”之列，你就必然成为被猎取的目标，“漏网之鱼”是很偶然的。我在冯雪峰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写的四言体的挽诗，最后两句：“哀彼冥鸿，毕张弋送！”弓箭网罗都摆好了，你还跑得了吗？ 之后，雪峰的几顶桂冠都被摘下，降级，仅以普通编辑的身份在社里工作。我，更不在话下，降五级之后，“蒙恩”仍留在岗位上工作，但不定期的劳动时，成了麻将牌里的“听用”、劳动“常委”。记得约在五八年夏秋的时候，我正在昌平县居庸关下文化部劳动站劳动，每天走过大河沟上山挖鱼鳞坑、树坑。一天，文学出版社的劳动队伍几十人也来了，帮着挑水上山浇灌新栽种的树苗。忽然看见雪峰同志也在挑水队伍当中，从水沟里挑着一担水，往几十米、百多米的高坡上挑，往树坑里灌水。那时，他己五十多快六十岁了，曾经动过手术，割掉半个胃，身体不太好。我看见了，真为他难过。收工、吃饭后，我去看他，问他身体怎样？挑水上山，太累了，受得了么？他笑了笑：这不算什么，从小生长在农村锻炼出来了。并问我在这里劳动，身体怎样？从谈话中看不出他有什么难受和委屈的表情。表现了一位经过几十年革命洗礼、锻炼的老革命家的风度，使我十分钦佩和尊敬。 接着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饿饭时期，政治气氛不得不放松一点，让人们喘口气、缓过来。出版社也作了一些调整。雪峰和我都分别由编辑部调到成立不久的编译所工作。开始没有正式房间办公，只好把我们新调过去的人放在一间东西晒的杂屋里，几张办公桌一摆，几乎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雪峰的桌子正好在西边窗户下，太阳晒得人直冒汗，但还是一本正经坐在那儿看稿子，不说一句闲话，更没有一点怨气，体现了他的涵养和胸襟开朗。不久，就搬到东楼上编译所较宽阔的办公室了。我们分别在几间屋里办公，每天上下午工间操时，都可在一间很大的会议厅兼游艺室里见面。这里，有搞俄、英、法、德、日等语翻译的，有搞古典文学的，有搞新文学史资料的，雪峰还是搞他的鲁迅著作编注工作。人才济济，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我欢喜打乒乓球，在这里还数得上名次。我们打球，其余的人坐在沙发上观看、议论或谈别的什么。这一段时间，过得还比较轻松愉快。看上去，雪峰总是面带微笑，和大家交谈，看不出有什么沮丧的神气。当然，大家对他仍然十分亲切和尊敬，把他当作一位善良淳朴的长者。他当权和下台的时候，对人的态度都前后一致，没有两样：在台上，没有颐指气使的那副高人一等的气派；到台下，也没有怨气冲天或自卑的可怜相。他还是依然故我，不亢不卑，谦和谨慎。有人说他颇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傲上而谦下。听说他开始当社长时，一次在文化部开会，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他反对某位副部长（实际上的部长身份）的意见，辩论激烈，后来拂袖而去，根本不把那位顶头上司放在眼里。他和那位上司，在“左联”时期就因为众所周知的两个口号问题意见不合，闹过别扭。解放后，冤家路窄，又碰到一起，并作了领导和部下，两人心里多少总有些芥蒂、隔阂。平心而论，以雪峰的革命经历，对新文学事业的贡献，和在文艺界的声望，让他当一个区区的出版社社长，似乎确实有点屈才，虽然他自己不计较职位高下，但旁人总多少有这种看法。 在编译所共事几年里，从来没看到他对人疾颜厉色，总是和和气气的。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紧张，连纸烟也是按级别等级发票购买的。我被降了五级，没有资格买高级香烟，一个月最多也只买几盒“恒大”、“光荣”烟，其余更差的烟，我也不要。烟瘾虽不大，但几盒还是不够抽的。雪峰知道这种情况，常常问我烟够不够抽？我说：烟瘾不大，足够抽的，还想率性戒掉哩。他虽然也降了级，但还够买高级香烟的资格，每逢发了烟票，买到熊猫、中华等高档烟时，遇见我总要递一支给我，当我吸燃后，他又抽出一支给我，说：留着明天再抽。我不好意思再接，又无法谢绝他的好意，我说：您也不够呀！他说：我够，还有朋友送。没关系，抽吧！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对同事、朋友的关心与爱护之情。 “文革”中，文化部大部分人马都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围湖造田。雪峰同志那时已六十多岁了，“右派”帽子已摘掉，但仍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淖地里整地、插秧、割麦，他总是一丝不苟认真干，比年轻人还卖力。记得一次在冬天刨冰块地，他抡着丁字稿往半尺厚的冰地上挖，满头大汗，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说：不累。从这些小地方看，他办事认真负责、一点也不肯马虎的实干苦干精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的。 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年的冬天，我们早都从干校回来了。一天，我去看望他。他住在北新桥原先幼儿园的一间不很大的房间里，屋里阴暗潮湿，温度极低，好像没生火，屋里只有他和卧病的夫人，没有别人照顾他们。我们只简单地谈了谈彼此的生活和身体情况。他面带忧容，精神不佳，可能是因为他夫人的病情比较严重。我见状，不便多打扰，就告辞走了，这算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他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出现在一些人们的头脑里，朋友们谈起他来，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悼念他，为他高唱赞美歌，也为他不平凡的、坎坷的一生而惋惜。 敬爱的雪峰同志，安息吧1 1994年9月18日于团结湖北里，时年八十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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