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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序 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我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陆 陆续续记了一些日记，约十万字。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 人抄走，下落不明。不料去年十一月间，有人发现了那部手稿，并承他的 好意，用挂号寄还给我。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 认烛泪于行间，觅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 泥鸿爪云尔。 1981年12月 高尔基写过一个短篇， 叫《二十六个和一个》。我们这次上山的129人的伐木队中， 有3位女伙头军。我们的比数应是四十二与一。但实际的比数，并不如此。象我们所知道的，吴大姐连遭巨变，丈夫病故于前，爱子惨死于后，刺激太深，精神失常，现在住在清水镇医疗所里，奄奄一息，说不定，哪一天早上，她就不声不响，和我们大家告别了。所以真正的比数应为六十三与一。 另外两位女伙头军，按照我们队里习惯叫法是徐二姐和毕三姐。徐二姐原籍绍兴，是鲁迅先生老师的孙女。名门闺秀，家学渊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编辑，写一手好剧评。这位二姐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精明强悍，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利嘴，说起话来，一句也不饶人。她的丈夫在一个驻外使馆当参赞，一子一女在第四中学读书。当她被划为右派之后，她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宣布跟她丈夫离婚，跟她子女脱离关系。她说，以后各走各的路，她绝不愿意连累别人。她就是那么一个斩钉截铁的人。不信，哪一天轮到你去帮厨，跟她一起淘上半天的大豆和高梁，你就会知道，干起活来，她的那股认真劲儿，是什么样儿的了。如果你在切菜和劈柴时，碰破了皮肉，那她会把她最后一瓶白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关于她，有许多可写。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写不完。改天，等到大礼拜，我要跑到山背后去，拿出一整个上午时间来写她。 毕三姐是我们队最年轻的小妹妹，论年纪，她比小刘大一岁，倒数第二。但是全队不论老少，赶她叫三姐，没有半点别扭之感。她随身带着针钱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酸枣刺、野蒺藜给你拉破的棉袄棉裤缝上。有的人把破毛衣送给她织，破衬衫送给她去补。还有人身上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她做的针线。她平常不多言多语，可是她那两只黑黑的大眼睛似乎更会说话些。她在北京的一个科研机关工作，跟她一道来的人说，她自杀过，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发现较早，救治过来。那场空前的大运动，象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一时落红狼藉，枝折干摧。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时期。我记得她刚来时，脸上没有多少血色。两只眼睛看人呆呆的，好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似的。她好像只跟伙房几位大姐说话，就是跟她们说的话，也是极少的。生活毕竟是个大洪炉，从表面上看，它跟我们整天泡在里面的树林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是冰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静寂。其实，只要你注意观察，处处有生命在活跃，一个金花鼠溜下树来，一只山雀飞进灌木丛去。也许就在你身旁的树根上，一支长须虫大军和一支蚂蚁大军正在行进。傍晚，豹子在远处叫，夜里猫头鹰在林子里叫，天亮时雷鸟在天空里叫。 慢慢地，毕三姐也随着生活的洪流前进了。我们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学习会一个大礼拜两次，都在星期一晚上开。实际上是走形式，开的是东拉西扯会。但是就在这个会上，我听过她两次发言，慢声慢语的，很有条理和逻辑性。 她在那个研究高能物理的机关当研究生。她的导师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而且对她抱有很大的期望。有一天我问起那位科学家，她说，不久以前，他还给她来过一封信。 “说些什么呢？”我问。 “能说些什么呢？”她反问。“无非是叫我好好保养身体。我们和你们却不同呀！你们有一支笔，一叠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东西。处境越困难，生活越艰苦，越能写出好作品来，象屈原那样，杜甫那样。可是我们呢？”她的黑色大眼睛直瞪着前方，又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补充了一句，“可是我们呢？我们离开了实验室，什么也干不了。” “不，你也可以写。写出新的《离骚》来，新的《哀江头》、《丽人行》来。屈原到过的地方，最远不过泪罗江，杜甫到过的地方，最远不过成都，我们走过的地方比他们远十倍。屈原只死过一次，我们死过九次。象我们过去那样，在零下33度严寒下，在辽阔的北大荒平原上，给大豆脱粒，打一班，24个钟头；象我们现在这样，在完达山原始森林里，只要天上一出月亮，我们就上山截木头。这样的事，莫说屈原、杜甫没经验过，就是荒山老林里的猫头鹰也没见过。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 小刘调走以后，队里派了小董来跟我拉锯。小董跟三姐是同事，过去和她常有来往，还到她家里去过。他告诉我三姐的妈在北京的一个师范学院中文系里当教授。 “三姐不但在她的专业方面是个尖子，中文的基础也很结实。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这种人反正永世翻不了身了。” 小董这个人，据我的观察，各方面都很好，就是精神有些萎靡不振。我们多次给他打气说，瞅瞅那些大树，凡是根扎得深的，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风越强，雪越大，它越长得苍劲挺拔。但是他抱定了“永世不得翻身论”，听不进去。他的一件棉袄是全队最破烂的，有几处棉絮外露，已经被野刺扯光。三姐给他补过几次，可是实在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 有一天上午，我和小董正在伐树，三姐来了，手里提了一件新棉袄。 “小董，穿上，试试合适不合适。” “这是给谁的？”小董问。 “给谁的？给小狗儿的。”三姐噗哧笑了。“看你那副样儿，简直象个叫化子。我们从科学院来的，都替你寒碜。大家一合计，就凑了点布票棉票和钱，让我给你缝了一件。” 小董愣了。 “发什么愣，还不赶快穿上。”我说。 棉袄果然做得合适。穿上新衣的小董显得漂亮精神多了。 “这布票、棉票、钱我一定照还。”小董说。 “这裁缝手工怎么还呢？”我说，“我看哪，干脆跪在地上给三姐磕个头吧。” “那还不容易，”小董一面说，一面果真趴倒磕起头来。“下个大礼拜天，我请你去清水镇吃猴头狼肉。老黄作陪。” 三姐笑得前仰后台，我从来没看见她这么开心过。 “我今天来有两件事，”她笑完了说。“第一，是给小董送棉袄，第二，是要跟你们伐两棵木头，体验一下伐木的感受。我跟伐木队上山快四个月了，连一棵树都没伐过，那还象话吗？可是，我从小就害怕使用锯子。我们县城里有个城隍庙，两边墙上画有地狱壁画。有一幅画的是两片木板，夹着一个罪犯，两边两个恶鬼，正在拉锯，把他锯成两半，血随着锯齿流下来，可怕极了。后来我又看到妈妈收藏的一部明人笔记，其中说朱元璋也用那种办法锯人，不过不是竖锯，而是横锯。每次我拿起银子来，我就联想到那种酷刑。” “善哉！善哉！你是把木头当作有生之人了，这一闪念胜造七级浮屠，”我说。“其实有些人比木头还要无知，即使你锯开他的脑子，也不会流出一滴血来。” 那天上午，小董和我跟她伐了三棵树，两棵红松、一棵黄菠萝。事实证明，她是一个很细心的锯手，尽管体力比较差点。 大礼拜那天，他们果然去吃了狼肉，据说吃的很愉快。我因为临时有点事，没有陪他们去。但接着便有风言风语，说什么七仙姑下凡了，就在伙房里。我听了那些闲话，老实说，很替三姐担心，因为我们队里有一条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定，就是改造期间，一律不许闹恋爱。 有一天，三姐又来送午饭。饭后她主动跑来问我，有没有听到有关她的闲话。我如实地告诉了她。 “你介意吗？”我问。 “我才不介意哩！”她坦然地说。“我恨不得把他们也夹在夹板里，拦腰锯断，那些嚼舌头的！” 我眼前突然出现一株苍劲挺拔的红松来，它的根在丰厚的黑土里扎得更深了，它会在未来的大风雪中唱出一支更嘹亮的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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